他不是在做梦就是在记梦，或者，正在讲梦。他的作品——诗歌、散文、小说，还有摄影——你只要看见，就知道作者是个梦痴，而且痴得很严重、痴得很有趣。认识他的朋友都知道，他讲话、开玩笑、聊天，甚至他某些时候的眼神，时常会给人一种如在梦中的感觉。这一点，他很像世界电影大师伯格曼——“事实上我一直生活在梦中，偶尔探访现实世界”。他是一个梦中人。梦幻人生，总是让人入迷又困惑。入迷的是，他的文笔乃至其生存状态，是那样的诡奇与神妙；困惑的是，你分不清他写的是诗还是散文还是小说，抑或是神话、童话、寓言、剧本？到底是无中生有，还是有中生无？甚至你不禁要问：他，到底是人还是仙？

这个人，就是张鲜明。

在当代散文创作的版图中，张鲜明以其独特的梦幻叙事和超现实的艺术表达，开辟了一条充满个性色彩的文学路径。作为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河南省诗歌学会会长，张鲜明凭借《寐语》《信使的咒语》《梦与醒》，以及被翻译成捷克文并在布拉格出版的《蓝促织记录的梦》（即中文版的《用脑袋照亮世界》）等散文集，构建了一个虚实交织的文学世界，既承载着中原大地的文化基因，又折射出当代人精神世界的种种图景，并显现出在灵魂救赎和精神疗愈方面的努力。他的散文创作打破了传统散文对所谓“真实”的刻板追求，将梦幻提升为观照现实的特殊棱镜，在现实与超现实的边界地带进行着持续而深入的艺术实验。

《为光开门》是散文集《梦与醒》的开篇之作，独特的意象塑造和语言艺术，展现了张鲜明对光这一自然现象的深刻哲思与诗意表达。作品中，光被赋予了具象化的生命力和重量感——“光是一块巨大的金锭，它从门后沉甸甸地滚了出来”。这种突破常规的描述，是一种幻觉，更是一种天启般的直觉，不仅颠覆了人们对光的传统认知，还通过“金锭”这一意象，赋予光以物质性和价值感，暗示了光在精神层面的启蒙作用与非凡力量。作者运用拟人、比喻等修辞手法，使抽象的光变得可触可感。光“滚”出来的动态描写，使其仿佛具有自主意识，能够主动进入人类的生活空间，从而引发读者对光与存在、光与生命关系的思考。此外，这篇散文还体现了张鲜明对宇宙和生命本质的探索。光不仅是物理现象，更被升华为一种象征——可能代表希望、启示或某种超越性的存在。通过对“为光开门”这一动作的描写，这篇散文似乎在探讨人类如何主动接纳未知、迎接精神觉醒，展现了张鲜明作品中一贯的哲思深度。

从中国文学传统看，屈原《九歌》中人神交会的迷离幻境，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的超迈狂想，乃至《红楼梦》中梦幻仙境的哲学意蕴，都为张鲜明提供了丰厚的精神资源；从西方现代主义脉络看，达利的超现实主义绘画与卡夫卡的荒诞叙事也在他的创作中留下印记。然而，张鲜明并未止步于对前辈的传承，而是开创了具有个人辨识度的梦幻美学。

《梦在做梦》以独特的梦幻叙事，不仅展现了超现实的艺术魅力，更深刻揭示了梦幻对现实的超越意义。通过对梦境这一无意识领域的探索，突破了理性思维的束缚，直抵人性与社会的深层结构。“此时的梦受到刺激，变得异常任性，简直称得上反动，它不仅朝着危险的地方一路狂奔，而且在每一根触须处横生枝节，让一个一个梦像单细胞生物那样快速分裂、生长并蔓延开来。”这种自我繁殖的梦境机制，总是让人联想到现实世界某种不受制约的事物的无序增殖状态。通过梦幻叙事，作者不仅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超现实的审美体验，更完成了一次对现实的深度解剖。梦境在这里既是人性的实验室，也是现实的哈哈镜，更是灵魂的救赎场。正如他本人所言：“如果把一生的梦境串起来，就是一部超现实主义传记”，这部传记比现实更真实，因为它直指被理性遮蔽的生命本相。

“一个意念说”，不时会出现在张鲜明的梦幻叙事中，意念成了其散文中一个虚拟角色，它仿佛一个神秘的幽灵，给作品增添了巨大的想象空间与无限魅力。这让我想起了卡夫卡小说中的“K”，周作人散文中的“路人”，汪曾祺笔下反复出现的“手艺人”，以及电影中的画外音。散文中的符号化人物，本质是作者对世界进行诗性编码的方式，它既是对具体存在的超越，又是对普遍真理的触摸，在“象”与“意”的互动中，拓展了散文的思想深度和审美空间。这种手法提醒我们，文学的终极价值不在于复制或再现现实，而是通过符号的炼金术，让个体经验照亮人类共有的精神场域。

《密码》以梦为镜，照见灵魂的褶皱与时代的回声，其创作不仅拓展了散文的边界，更提供了一种“与灵魂同步”的写作范式。正如诗人吴元成所言，张鲜明是“歌者、舞者、巫者、诗人的统一”，他在先锋性与文化根性之间，开辟了一条独特的文学路径。《密码》几乎就是符号的符号，以其独特的“心灵笔记”体写作和先锋文学风格，展现了梦境与现实交织的深层精神探索，融合了他老家楚文化的浪漫神秘，及其对现代性的思考。张鲜明生在鄂西山区的郧县，成长在河南的南阳邓州，这两个地方都是楚文化沉淀深厚的地区，他从小深受楚文化的侵染，他的创作也深受屈原以降的楚文化影响，其语言充满浪漫、神秘、瑰丽的色彩。例如，在《诗歌课》一文中，他写到，一首诗，像一层薄冰，附着在灰色的天幕上。这个意象与屈原对于山鬼、精灵的超越式描述一脉相承，将神性写作传统注入现代语境。

张鲜明的梦幻散文之所以震撼人心，正在于这些看似荒诞的梦境都扎根于现实土壤。他是一个新闻工作者，新闻工作的经历使他得以对现代生活的种种现象有着超越常人的敏锐和洞察。《一个孩子和无数个妈妈》中，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是，这“无数个妈妈”，竟然是通过梦中那个男孩叫“妈妈”时的不同节奏、不同语气体现出来的。如“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这些节奏和语气上的变化，体现了梦中那个男孩在面对不同的“妈妈”时所呈现出来的疑惑与复杂感情。这一点，堪称文学作品中展现人类情感深度与作家艺术修养的绝佳范例。同样是“妈妈”这个词，在孩子的口中，竟然产生了如此微妙的差异；这种差异，折射出了梦中那个男孩对于不同的“妈妈”在认知和情感上的差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对于母亲的称谓，也是有着许多微妙差异的。如果用“妈”这个单音节来表现，在语气上显得干脆利落，可能隐含人在成年后的匆忙，以及对母亲的疏离；而“妈妈”这个绵长的叠音词，常常可以唤起人们童年时期对于母亲的依赖和依恋感；至于方言中的“娘”、“阿嬷”，则自带地域文化赋予的情感温度；如果是“老妈”，可能暗示亲密中的调侃，或岁月带来的角色转换；如果在“妈”的背后加上一个后缀“呀”，往往出现在情绪剧烈波动的时刻，如惊喜、悲痛或忏悔。真正的大师往往通过对于人物称谓的渐变，完成对情感宇宙的测绘。在鲁迅《故乡》中，闰土那声迟疑的“老爷”，抵得过千字阶级分析；马尔克斯《百年孤独》里乌尔苏拉从“妻子”、“女人”到“老女人”的称呼变迁，浓缩了整个家族的衰败史。张鲜明的这部作品，在超现实的表象下涌动着对文化根脉的追寻和对现实民生的关怀，形成了历史纵深与现实关切的奇妙共振。这种微观叙事的能力，正是一个作家将生活经验淬炼为艺术永恒的秘钥——在平凡的词语裂缝中，照见人类心灵的地质层。

诗人散文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在中国文学传统中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从李白的《春夜宴桃李园序》，到鲁迅的《野草》，再到何其芳的《画梦录》，诗人散文始终以诗性特质与散文自由的完美结合而独树一帜。诗人散文不同于传统叙事散文或抒情散文，它更强调语言的凝练、意象的密集和思想的跳跃，往往突破常规的叙述逻辑，呈现出一种介于诗歌与散文之间的边缘性文体特征。在中国当代散文创作中，诗人散文以其独特的艺术表现力和思想深度占据着重要位置。张鲜明的散文创作正是这一传统的当代延续与创新，他的作品以梦幻为题材，将诗性思维与散文的叙事框架有机结合，创造出一个独具特色的文学世界。

张鲜明的散文创作展现出丰富多元的艺术手法，他将现代绘画、摄影技法与文学表达熔于一炉，创造出极具视觉冲击力的超现实图景。耿占春以“二元张弛”概括其创作特征，杨扬指出：“张鲜明对自然景观的具象捕捉和文学提炼，吸收了现代绘画和摄影技法……他采取通灵的手法，希望从自然物象中提取一些与他个体生命感受相融合的东西。”这种跨艺术门类的技法融合，使张鲜明的散文在当代文坛独树一帜。读其作品，常会浮现达利作品中那架被时间和岁月扭曲的时钟，它不再是写实绘画作品中的静物和实景，而是可触可感、浸透了作者奇特生命体验的一个心造之物。这些超现实意象成为作家探索人性深度的特殊工具，使他的散文在美学实验的同时保持着对存在本质的执着叩问。

张鲜明的散文创作以梦境为棱镜，折射出现代人的潜意识图景以及对于精神救赎的渴望，他以超现实手法重构了散文的美学范式，在现实与历史的双重维度中坚守人文关怀，通过文体创新拓展了散文的表达边界。他的梦幻叙事系列作品，不仅是他个人创作的里程碑，也是当代散文发展的重要收获。在散文日益陷入模式化困境的当下，张鲜明的创作实践无疑是在告诉我们：如何提升散文艺术本应具备的精神高度，如何在修辞手法上不断取得新的突破。

（本文引文均见张鲜明散文集《梦与醒》，花山文艺出版社2025年4月版。本书系花山文艺出版社“诗人散文”丛书之一。）

编辑：张永锦

二审：牛莉

终审：金石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