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2月5日晚，北平故宫博物院门前，一批批板车悄然驶入。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平故宫博物院总计1.9万余箱文物被迫踏上南迁之旅。一箱箱珍贵文物在军警护送下悄然离开紫禁城，这批中华文明的瑰宝为避日寇劫掠，分南、中、北三路分别迁往上海、南京和重庆等地。一场战争，14年光阴，辗转流离，跨越数万里。故宫文物南迁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历时最长、影响最深远的人类文化遗产保护奇迹。

当文物工作者们在守护实体文化瑰宝时，中国的诗人们正以笔为旗，发出沉痛的心灵呐喊。

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陷入危亡边缘，那些冒着炮火护送文物的人们，与那些在硝烟中挥笔写诗的诗人，用不同的方式践行着同样的使命——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守护文明的薪火。

战火纷飞中，文物南迁和抗战诗歌，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抗战史上双峰并峙的奇迹。

“如果说故宫文物南迁是对实体文化的保护，而抗战诗歌则是一种精神遗产。它保存了我们民族的历史记忆，同时也记录了中华民族的抗争精神。”谈及这一命运般的交汇，《抗战诗选》主编李少君如是说。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由《诗刊》社主编李少君、编辑丁鹏共同编选的《抗战诗选》即将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中华民族流传千年的文字，因国家生死存亡的历史语境，磨洗成一首首血泪愤懑的诗篇，在今日成为抵抗“遗忘”与“虚无”的武器。

铁血呐喊：致敬不屈的灵魂

抗战诗歌的审美情感风格普遍倾向于忧愤沉郁，慷慨激昂。

这与陈寅恪提出的“诗史互证”理论不谋而合。陈寅恪曾说：“中国诗虽短，却包括时间、人事、地理三点。”抗战诗歌完美印证了这一论断，它们以简练的语言，记录了特定时间、特定地点发生的特定历史事件。

诗人们此时迸发了高度的爱国激情，他们以诗歌作为号角，在当时极大地唤醒国人的危机意识与抗战意志——

《中国青年》：为何选择这一历史节点编选《抗战诗选》？

丁鹏：抗战时期曾出版多部具有教材功能的诗选，在唤醒民族精神、动员民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胜利后80年间，有影响力的抗战诗选却较为稀少。

新时代需要一部全新的高质量抗战诗选，让抽象的抗战精神通过具体诗篇变得可感可知。当读者接触到这些真实生动的诗歌时，能更深刻地理解抗战历史，真切体会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和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

《中国青年》：你提到这是“一本全新的、高质量的抗战诗歌选本”，它与之前的选本相比有哪些新颖之处？

丁鹏：我们应该以当代视角重新审视抗战诗歌。抗战诗歌在当时更侧重于宣传动员，旨在教育民众认识战争的必要性，激发保家卫国的决心。如今编选诗选时，需以历史回望的全局视角，兼顾作品的教育意义与文学价值。编选过程中既选取经时间筛选的经典之作，又以今天的标准重新审视作品的思想意义与艺术成就。查阅了包括新诗、旧体诗、歌词在内的多种诗歌史料，进行综合遴选。

《中国青年》：《抗战诗选》的内容涵盖从1931年至2025年近百年跨度，在编选时如何界定“抗战诗歌”的范畴？

丁鹏：从时间和主题上看，抗战诗歌既包括在抗战时期书写中国军民抗战、记录战争带给中国的创伤、描绘战时人民的生活场景、期望和庆祝抗战胜利的诗作，也包括战后直至今天的诗人们对抗战的再发现、再思考，铭记抗战历史、续写抗战精神的诗作；从空间上看，既包括正面战场、敌后战场、沦陷区的抗战诗歌，也包括国际友人书写中国抗战的诗作。

《中国青年》：《抗战诗选》从数千首抗战诗歌中筛选出这些作品的依据是什么？

丁鹏：《抗战诗选》的编选力求以诗证史，并较为全面地反映抗战诗歌的成就。既涵盖正面战场、敌后战场与沦陷区诗歌创作，如北京沦陷区诗人吴新华的作品、东北抗联英雄赵一曼的诗歌等。同时也兼顾不同职业背景的作者——如小说家、剧作家、画家、教育家、抗战将领、民主人士等。我们也特别关注作品的精神价值。鸳鸯蝴蝶派代表张恨水创作的《健儿词》，展现出超越流派的民族气节；老舍作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主要领导，以“李杜光芒齐万丈，乾坤血泪共千秋”彰显文化自信；郁达夫更是直接投身抗战并献出生命……编选侧重选取能够激发爱国热情、能够真实反映14年抗战的艰辛与不屈的优秀诗作。这些诗歌既承载历史记忆，更传递着永不磨灭的民族精神。

《中国青年》：《抗战诗选》分为上下两编（1931—1945年“保卫黄河”与1945—2025年“在这胜利的夜晚”），这样的结构划分有何深意？

丁鹏：《抗战诗选》以宏大的历史视角构建两大篇章：第一编收录的诗作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何香凝创作的《致黄埔学生将领》开始，至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柳亚子所作的《八月十日夜电传倭寇乞降》为止，完整呈现了14年抗战的全过程；第二编辑选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日到抗战胜利80周年间的诗作，展现80年来对历史的铭记、对精神的传承、对战争与和平的深刻反思。全书通过历史纵深与全景视角，既记录民族苦难与抗争的历史，又突出抗战精神的当代回响。

诗史“互文”：从《松花江上》谈起

采访中，丁鹏反复提及与《松花江上》形成对照的“遗珠”之作——《嘉陵江上》。这首由著名东北作家端木蕻良创作的诗歌尤为动人。抗战诗歌中，《松花江上》《嘉陵江上》及胡绳《过南京夜闻东北流亡学生唱〈松花江上〉》形成三重历史互文。端木蕻良在西南嘉陵江畔仍心系东北沦陷故土，其诗后被谱曲传唱，誓言“从敌人枪弹下打回去”，展现抗战决心升级；而胡绳诗作则以旁观者视角，记录流亡学生的演唱场景，间接抒怀。

三首诗分别以流亡者、抗争者、观察者的不同视角，立体构建出抗战精神的情感演进历程。如同电影镜头般构建出立体的历史画面，展现了抗战精神的生长历程和诗人们共同的情感建构。

《中国青年》：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抗战诗歌如何能发挥唤醒民众、鼓舞人心的宣传作用？

丁鹏：抗战时期编写的多部诗选兼具教育与宣传双重功能，既可以作为青年读物又直接可以作为小学教材，旨在塑造全民抗战意识。这一时期诗歌发展呈现两大现象：一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诗歌会推动的诗歌大众化运动，强调为人民大众创作通俗易懂的诗歌；二是朗诵诗运动的兴起，其以现场感成为街头宣传的重要形式。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诗歌民族化与大众化运动得到进一步发展。解放区的诗人如阮章竞、李季、张志民等创作了大量经典作品，此外如《歌唱二小放牛郎》等歌曲被广为传唱，形成独特的抗战歌谣现象。值得注意的是，当时除诗选外，还专门编有抗战歌谣选和抗战曲选，体现了文艺抗战的多元形态。

《中国青年》：抗战诗歌穿越战火放置于当下，哪些内容依旧可以引起今日读者的共鸣？

丁鹏：抗战诗歌既抒发了中国军人的壮怀激扬，也展现了臧克家《从军行》、老舍《丈夫去当兵》等普通民众的抗战热情，共同见证全民族抗战的伟大历程。

抗战诗歌不仅反映了14年抗战，更展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寻求解放的百年抗争。抗战胜利彻底洗刷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民族耻辱。相较于未受两次世界大战影响的国家，中国到目前为止仅拥有数十年的和平发展时期。也是在这段时期内，我们取得了包括经济、科技等领域在内的巨大成就，跻身世界一流赛道。

回望抗战时期，诗人笔下满是难民流离、残垣断壁的绝望景象。正是这种绝境孕育了伟大的抗战精神、孕育了新中国。

《中国青年》：如何理解抗战诗歌中反复出现的“黄河”“长城”等意象？之于今日，民族精神如何于诗中建构？

丁鹏：中国拥有黄河、长江两条完整河流，这种优渥的地理条件为中华文明的诞生和延续提供了重要保障，因此能够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长城的意象在汉乐府中即已出现，在近代更成为抵御外侮的精神象征，凝聚民族认同的重要符号。中国台湾诗人席慕蓉的《长城谣》入选教材，表明两岸同胞皆普遍认同这一民族象征。

“中华民族”的概念诞生于20世纪初，经梁启超等学者不断建构，在抗战时期深入人心。民族精神的建构需要主动的文化认同，也需要被动激发的民族意识的觉醒。正是中华民族的同心同德、浴血奋战，才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例如艾青在《北方》中吟诵道：“我们踏着的/古老的松软的黄土层里/埋有我们祖先的骸骨啊/这土地是他们所开垦/几千年了/他们曾在这里/和带给他们以打击的自然相搏斗/他们为保卫土地/从不曾屈辱过一次/他们死了/把土地遗留给我们。”这种保家卫国、寸土不让的意识，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表现。

《中国青年》：关于纪念抗战这一选题，目前是否涌现出全新视角的经典作品？

丁鹏：我认为七月诗派代表诗人绿原写下的《终点，又是一个起点》非常具有代表性。钱理群在一本书中提到，当时很多青年人聚集在一起朗诵绿原的这首诗，诗中写道：“我们/庆祝/胜利/不用放映电影/不用表演戏剧/不用遵守红字日的规则/而用/德谟克拉西的实践/而用一种/今天流的汗与昨天流的血可以比赛一下的工作。”

抗战彻底洗刷了中国过去积贫积弱的历史。我们在当下纪念抗战、弘扬抗战精神，并非宣扬仇恨，而是警示世人珍惜和平，用抗战精神激励我们建设我们的国家。正如今天的中国人凝心聚力，团结奋斗，努力将中国各个领域都提升到世界一流水平，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诗血抗战：民族觉醒与精神重塑的征程

纵观中国新诗的发展历程，从早期受西方诗歌影响，到20年代末30年代初，闻一多、徐志摩等人对新诗的不满，并将其与传统诗歌相结合。抗战时期的诗歌在宣传和动员群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时期，以艾青和穆旦为代表的诗人，携新诗走向了大众，真正找到了自己的灵魂，与现代社会结合或与时俱进。抗战时期的诗歌不仅有现实感，还找到了自己的灵魂，成为中国新诗的重要组成部分。新诗在抗战时期与中华民族和民众的情感联系紧密，通过内在修炼和外部冲击唤醒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

《中国青年》：抗战诗歌在文化危急的情况下，对于文化的延续性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如何发挥诗歌历史档案的功能？

丁鹏：优秀的诗歌承载着书写时代、记录历史的重要使命，很多作品都能够以诗证史。《抗战诗选》收录的多篇作品记载了平型关大捷、铁道游击队、狼牙山五壮士和台儿庄战役等重要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例如胡弦创作的《白骨哀歌》等作品，真实再现了战争的残酷面貌。随着抗战老兵逐渐逝去，当代青年与抗战历史的距离日益遥远。抗战记忆正在不断被抽象化、符号化。我们必须通过诗歌中那些触目惊心的描写，让人们认识到抗战胜利绝非“抗战神剧”般轻松赢得的，而是充满苦难的14年艰辛历程。这些诗作警示世人战争的残酷本质，让我们深刻理解和平的珍贵。中华民族应当永远铭记这段历史，避免悲剧重演。

《中国青年》：抗战诗歌在当代诗歌发展史上有哪些现实作用和文学意义，这些诗歌如何发挥唤醒民众、鼓舞民心、激励作战、祈愿和平和揭露侵略、打击敌人的作用？

李少君：我想说的是抗战对中国新诗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是其走向成熟的关键阶段。新诗经历了早期胡适等人的西化模仿，到闻一多、徐志摩追求音乐美与建筑美的探索，最终在抗战时期完成蜕变。这一特殊历史时期赋予新诗两大核心特质：深刻的现实感和真正的大众化。

国家存亡的危机迫使新诗走出纯抒情领域，与民族命运紧密相连。艾青在流亡途中创作的《我爱这土地》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成为时代最强音；穆旦的《赞美》则深刻记录了民族意识的集体觉醒。这些作品标志着新诗找到了灵魂，完成了民族化与大众化的转型。

抗战诗歌的独特价值在于其史诗性记录。从当代意义上看，这些诗作保存了民族的集体记忆和危机意识。正如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始终提醒我们在今日居安思危，抗战诗歌让新一代青年在民族复兴的关键时刻，依然能感受到那种“在血泊中坚持”的民族精神。这种由外敌入侵唤醒的主体意识，正是中华民族最珍贵的精神遗产。抗战时期也是新诗完成民族化、大众化转型的关键阶段。诗歌从学院走向街头，从文人沙龙走向抗战战场，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寻根”——寻找人民的根，走向人民的大道。这种基于生活感动、表达时代心声的创作理念，至今仍对文学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如今重读这些诗篇，不仅要感受历史震撼，更要领悟其中蕴含的民族精神。这正是抗战诗歌留给我们最宝贵的价值所在。

编辑：王傲霏

二审：牛莉

终审：金石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