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诗会被誉为“诗坛的黄埔军校”，这一说法彰显了青春诗会竞争的严酷性和在推出青年诗人方面所做的突出贡献。每一届入选的诗人从近千份稿件中历经层层筛选、脱颖而出。在古代，女性诗人鲜见于文学史，而回顾青春诗会40年的发展历程，曾经女性诗人也是凤毛麟角，每届不过三五个，近年青春诗会对于女性诗人的关注愈加密切，入选诗人的数目甚至有压倒男诗人之势，比如第39届青春诗会，15位入选诗人里女诗人占到9位，第40届青春诗会的女诗人也有8位之多。她们不仅在写作领域勤奋耕耘，在事业上也颇有成就，有的在高校从事教学研究，有的在文联担任重要职务，在广东惠州·青春诗会四十届座谈会上，福建省作协副主席叶玉琳、清华大学社会治理与发展学院副院长肖红缨、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副所长秦立彦、女性写作小组发起人杜绿绿围绕“当代女性诗人的机遇与选择”，从自身的成长写作的经历出发，就女性写作的话题各抒己见。

当前，我们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女性崛起的时代，女性诗人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从厨房走到厅堂，可以豪放可以婉约，可以细腻也可以粗犷。在肖红缨看来，“当代杰出的女诗人举不胜举，比如现场的舒婷老师，清华学姐林徽因等等，她们都以独特的女性视角和细腻的情感笔触以及深邃的思考，表达了对人生、对爱情、对家庭、对生活、艺术的无限追求，对美的无限的至真至善的追求。尤其在新媒体、全媒体时代，女性题材无限宽广，内容无尽丰富，传播手段非常之多，可以无尽释放女性的风采及思想，彰显女性的社会属性和家庭属性。”

“我1993年参加青春诗会的时候，提交的一组作品题目叫《大地的女儿》，这组诗的名字也作为我首部诗集的名字。”叶玉琳回忆到，自己当时在乡村工作，年纪不过20出头，与外界接触得很少，诗歌创作忠实于自己的内心感受，诗集题目让人联想到女性诗歌。但在后面的创作中，其实不太刻意地关注自己的性别身份，她认为，“如果过分强调身份，可能会使作品会流于狭隘，会陷入低吟浅唱式的私人化境地。应该避免这种误区，生活本身是一块丰厚的土壤，它有着非常细腻的机理和丰富的层次。”

如何在工作和写作之间寻求平衡？秦立彦谈到，“当代的诗人必须得有工作，我的处境和一切人的处境、一切诗人的处境都是一样的，像苏轼能够打通儒释道、兼顾很多面，而我好像很难做到他那样，我其实比较深刻地感到一种割裂，努力在夹缝里寻找平衡，诗歌正是在这种夹缝中生长出来的，如果没有这种挤压、这种撕裂，好像也没有什么诗。当你特别平和安乐的时候，好像也没有什么诗了。这种平衡无法一劳永逸地做到，现在平衡了从此以后就一直平衡了，而是一直努力在平衡。”

杜绿绿与广州博尔赫斯书店联合发起了一个公益组织——女性写作小组，参与者多为热爱写作的素人。 她曾经做过一个调查，问大家最喜欢的诗人或作家是谁，上百位受访者中只有三四位提到了一两位女作家，其他的都是男性作家。“难道是女作家不够杰出吗？后来我给他们推荐了一些女性作家，她们读了才发现原来女作家也这么优秀。为什么我们读到的女作家这么少？因为文学史基本上也是由男性批评家来写的，女性大部分被遮蔽了，男性被宣传推广的机会远远大于女性。女性写作者之所以没有受到女作家的影响，是因为我们对女作家的阅读不充分。如果我们只读了一两篇，怎么能够了解这位作家好不好？女性诗人学习写作，更应该去学习女性前辈。”

诗歌和女性天然有关，与青春永远相连。女性诗人创作的优势，在叶玉琳看来，在于想象力丰富，情感细腻温柔，更善于捕捉和挖掘生活中的诗意。杜绿绿鼓励大家要多读、多关注女性作者的作品，“女性写作者学习女作家的作品更容易找到共鸣之处，她的写作技法，她心灵深处的想法，是男性无法体会的，我们学女性可能会掌握得更快一点。”

但也要意识到，当今时代对女性的偏见依然存在，对女性的要求依然比较苛刻，既要下得厨房，又要上得厅堂，女性如何在各种身份之间自由切换？如何处理家庭生活、个人创作和社会事务之间的关系？肖红缨提示大家，随着女性在社会上地位的日益彰显，她们承担了很多工作上的责任，同时女性又有了更多的自我觉知，家庭社会对女性有更多的要求，女性写作者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更加需要冷静地思考、充分地做出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