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届青春诗会合影

青春诗会：我与江南诗

——我与“青春诗会”的故事系列征文之三

李 浔

在八十年代，《诗刊》社的“青春诗会”是一盏明灯，照亮或指引了许多人，年轻的诗人都以参加“青春诗会”为荣。我是1988年底接到《诗刊》社老师的预备通知，让我做好稿件的准备，说将邀请我参加下一年的第九届青春诗会。但从1989年开始，“青春诗会”停办了两年，1991年我才如愿参加了第九届青春诗会。

焦虑中的改稿会

我们这一届青春诗会是1991年9月5日，在江苏徐州举办。在诗会开班仪式上，副主编杨金亭老师代表《诗刊》讲了话，他鼓励大家要形式多样创作，多写现实主义的作品。这次诗会的负责人寇宗鄂老师向大家介绍了选稿的标准，强调优选当代现实生活的作品。会上，还请来了江苏著名的煤矿工人诗人孙友田老师，他并没有谈诗，也没有谈他所经历的煤矿生活。而是向我们详细介绍了当时江苏正在发生水灾的情况，大概他想让我们去写写这场水灾中涌现出的事迹。

我们第九届的学员是：耿翔、刘季、第广龙、张令萍、杨然、李浔、梅林、阿来、孙建军、海舒、雨田、刘欣一共十二人。负责我们这一届的是寇宗鄂老师，还有黄伯蔷老师。

对我来说，这次青春诗会的选稿是在焦虑中度过的。

在改稿会上，我拿出精心准备了几个月的组诗《水中的花朵》，有20首。这是我多年探索的结果，自认为是满意之作。

寇宗鄂老师看了以后非常严肃的对我说：“这几年来，你写了许多有关江南的诗，还有我们《诗刊》在头条刊发你的叙事诗《老乔》等诗，这些诗贴近当代的生活，又写得很生动，都很好。所以你这次仍要准备有关江南题材的诗。听了寇老师的话后，我脑中一片空白。

我是1981年开始写诗的，从开始写诗到参加“青春诗会”这十年，无论是诗歌还是小说，我一直在阅读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那些年，我喜欢兰波、奥登、聂鲁达、博尔赫斯、布罗斯基、庞德、默温、埃利蒂斯、泰戈尔等所有的欧美诗人。那些年我尝试用翻译体的语言，与唐诗、宋词的意境结合起来写，探索所谓的新古典诗写作。给“青春诗会”的稿件《水中的花朵》，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下的。

当天晚上，我对自己的江南题材的诗和正在探索中的新古典诗进行反复审读，觉得还是想将组诗《水中的花朵》给寇宗鄂老师。理由很简单，因为我的以“又见江南”为组诗标题的江南诗，已经有几十次在全国各地报刊杂志上刊发，许多人已称我“江南诗人”。我想趁“青春诗会”将我探索多年的诗展现出来，这些诗不容易刊发，我只在《诗歌报》以及一些民刊、民报上刊发过。

但第二天找到寇老师后，他似乎看出我的小心思，在我还没有开口之前，他说，你昨天给我看的诗，我觉得很好,但你这一次还是要用江南诗。听到寇老师这样说，我也不好意思再开口了。所以我在《诗刊》社的“青春诗会”专号上的诗，仍然是以“又见江南”为组诗标题的江南诗。

我与江南诗

我写江南题材的诗，是《诗刊》主编张志民老师的建议。1986年我参加了《诗刊》函授学院在大连金州区的庆港大酒店举办了函授学员的笔会，我的指导老师是张志民老师。当时参加的学员还有陈小蓓、莫非、大卫、王殿琴、姚碧波、姚中才、敖裕兰等。

记得与张志民老师一起散步时，他说，李浔，你的这种学欧美现代派的诗，我觉得没有欧美生活的基础，所以写得很生硬，打动不了读者。我觉得你是从江南来的，可以尝试写写江南题材的诗。

从这一次笔会回去后，我尝试江南诗的写作。但是，对一个每天看欧美诗歌，看获诺贝尔文学奖小说的人，尽管我生活在江南，可以看到桑林、水稻、小桥流水等风光，但我没有农村生活经验，所以写出来的只是一个表象的江南。在经过三年的大量退稿之后，许多编辑老师说我的诗有点江南味了。

从80年代末，我开始了用吴方言语境的表达方式来尝试诗的写作，我在尝试中感受到，吴方言保留了大量中国古典文化的原始状态的语境和情怀。尤其是我生活的湖州，战国时期是吴国、越国、楚国的接壤地，三种方言至今仍然交融在一起使用。环境是能够影响人的，语言环境也是一个要素。诗歌是一种审美的行为，而审美更是一种情趣，这种行为的正确表达和心情和语言有关。我认为吴方言天生有一种美感，有着轻柔、轻盈、精致的小家碧玉式的语言特征。

在探索江南诗的过程中，用吴方言口语入诗，就我个人而言，使用吴方言比全部使用现代汉语更能正确表达我的江南情绪。用吴方言情绪审美也可以或多或少避免了用北方语言为基础的现代汉语描写江南事物的陌生感。我选择吴方言语境表达，就是用这个地区最原始的语言来反映这个地区的事物是最贴切的行为，也就是说,要用直观的，没有杂质的情趣来完全表达我对江南的观点。

让变成为一种进步

在否定中否定，在变化中变化，让变成为一种进步。这是我写诗中一直的态度。

对一个当代的中国汉语诗人来说，是尴尬的。从吴方言到国语，从汉字阅读习惯到网络的全球化，我面对的是强大的成熟的古汉语，同时面对的能更适应高速度发展生存的西方文化。这对当代的中国母语诗人来说注定是尴尬而暖昧的。现代汉语的发展毕竟只有百余年历史，放弃了千锤百炼的成熟的古汉语,变换一种新语言（现代汉语）表达方式，我认为这不是一百年能解决的问题。中国新诗的一百年，各种各样的诗体，各种各样的探索，有全盘西化的诗，也有新格律诗，中西交融的诗，更有翻译体等等，这就是百年新诗尴尬所在。怎样在传统的习惯中，完善新的语言表达方式这是我们所面临的任务，在汉字的形象下，在全球化的现实中，变也是一种需要。

我认为，忽略社会底层、无视生活细节的的说教式写作方式，是很难获得共鸣和打动人心的。从目前的社会背景来看，和平年代容易促使诗人写自我的作品。

从2008年开始，我一直在探索“随笔式”诗歌写作。我认为“随笔”式诗歌在内容的表达上惯用叙事、议论为主，在形式上,句式的排列和空行由内容需要而定，也不需要押韵。这种形式散漫，自由表达立意的诗体，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上，都区别于抒情诗、哲理诗、新格律诗、叙事诗、散文诗、朗诵诗等等。在这些“随笔式”诗歌中或叙事、或议论、或抒情，甚至穿插对话、注释等等。所以我认为，用随笔的情绪写诗，这些“随笔式”诗歌，让人阅读中能体会出诗中所要表达的深层次事境。

对诗歌的整体看法上，我认为诗是不需要有更多技巧的, 诗是语言与情感的艺术，一首好的诗歌必然是用着语言的力量，当然也要有能使人共鸣的真情。所以我认为，诗的语言要干净简单，直观。

从整体上来说，诗要简单，真情实感才是诗的灵魂。我认为：轻松写诗，随心所欲写诗，把诗写得轻松，把诗写得干净，回到诗经时代，把诗写得清爽。把诗写得冷静，回到内心，把诗写得凝练，回到诗的本质，把诗写得实在，让诗回到良心。

在我四十年的创作中，当时《诗刊》的编辑老师张志民、杨金亭、叶延滨、李小雨、朱先树、寇宗鄂、梅绍静、邹静之、周所同等老师都给了我较多的指导。

回想1991年在徐州矿务局的招待所里，我们第九届“青春诗会”这些年轻诗人，装现代派，相互学对方的方言，无拘无束的对话，与指导老师没大没小的玩笑；这一切只有“青春”才有的场景，多么美好。是的，这就是青春与诗。

作者简介：

李浔，1963年生于浙江湖州，祖藉湖北大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浙江作协全会委员。出版多部诗集和一部中短篇小说集。曾获《诗刊》《星星》诗赛奖、闻一多文学奖、杜甫诗歌奖、第五届中国好诗榜奖、第六届中国长诗奖等。诗集《独步爱情》、诗集《又见江南》获浙江省第二届、第四届文学奖。1991年参加《诗刊》社第九届青春诗会。

编辑：张永锦

二审：牛莉

终审：金石开、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