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上说，我不认为他们有高下之分，只是风格不同，读者也可以随自己的喜好去接受。从某一个体的创造性获得充分展现，贡献出的业绩的丰富性来说，苏轼为最。这一点，苏轼的领导——宋神宗皇帝也有充分的认识，当谈到李白与苏轼比较的话题时，他说：“轼有白之才，白无轼之学。”

这牵涉到宋代文学研究中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日常化”的问题。它最初由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提出，用来说明宋诗的一种特点。这并不是说宋代以前的诗人就不写他们的日常生活，而是说，宋人的日常生活与此前相比有划时代的变化，而与今人基本相似，所以在今人的阅读感受中，宋人写出来的都比较切近世俗，他们描写的现象在实际生活中仍存在，他们的所思所感也容易理解，不像汉唐人的精神世界中有许多让我们感到陌生、惊异的东西。苏轼本人其实也感悟到这一点，他说魏晋人的“高风绝尘”已经难以复得。当然，贵族文人在文艺趣味上的那种“纯粹”性，是以贵族门阀制度为社会基础的，这种制度瓦解以后，“高风绝尘”很难复制。比如苏轼也曾企图追和陶渊明的诗歌，谓之“和陶诗”，但几乎所有读者都认为，那只是用了陶诗的韵脚，内容风格都不像陶诗，还是苏诗。

对于学者来说，苏轼的好处是喜欢表达、善于表达，他知无不言，有什么想法必须一吐为快，不肯沉默，所以无论你想探究有关他的什么问题，大致都能在他留下的文字中找到自述。早稻田大学的内山精也教授，是研究苏轼的知名学者，他有一句读苏感受，就是“苏轼决不辜负他的研究者”，你在他身上花了多少功夫，他就给你多少回报。

王水照教授写过一篇影响很大的论文，《苏轼的人生思考与文化性格》，他指出苏轼文学的一个特点，就是随时随处、终生延绵不断地反思自己的人生。由于经历复杂，这种人生思考的内容就非常丰富，而读者也容易在人生观的层面被他触动，受他影响。这大概是一般读者喜欢他的原因之一吧。

从作品看，低落情绪是经常出现的。人生难免有失意者，或失意时。古往今来那么多失意的人生，寄情于文学，这才浮载起文学这艘大船，不至于沉没。苏轼的仕宦生涯，只有不到十年的顺境，大多数时间担当了异见者和逐臣的角色，所谓“一肚皮不合时宜”，虽是一句玩笑话，却也是真实的写照。但正是这样坎坷的人生，造就了一位善处逆境的东坡居士，我们从他的诗词文章中，可以看到他如何从痛苦中解脱，在各种环境中安身立命。

宋代科举士大夫的人生路径，基本上就是这样：早年刻苦学习，钻研经典，了解时务，在出门应举之前，先已形成一套学说，对政治、历史、文化都有一些基本的见解，谓之“道”。考上科举后，作为官员，他们崇尚“以道事君”，按自己认为正确的道理去做，说服君主接受自己的主张，反对“苟合取容”。此后仕途或顺或逆，那就由遭遇的具体情况决定。当时司马光、王安石、苏轼，这三人可以说代表了三种政见，但三人的这种人生态度却相当一致，它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是科举士大夫文化中最核心的部分。

就苏轼本人的体会而言，“我本不违世，而世与我殊”，我希望自己有益于世，但朝廷不采纳我的意见，那就接受命运了，所谓“吾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在现代民主观念兴起之前，这是最有节操的一种生存方式了。具备这种节操的士大夫，才能创造出优秀的文化。苏轼的人生坎坷，具体地说，有时可归因于他的性格，但总体而言，是秉持操守的结果。

就宋代以降的士大夫而言，目前专业学界比较重视对“人际网络”的考察，是传统学术中“交游考”的一种发展。比如要了解苏轼，除了苏轼本人的著作外，也要阅读他周围其他人的著作，苏辙、黄庭坚、秦观、司马光、王安石、曾巩、刘安世等，在其相互关涉、交错联结的一个“网络”中，比较客观、立体地进行把握。我所写的《阅读苏轼》的生平叙述是比较简略的，但我在叙述过程中仍想突出苏轼如何与周围的人沟通；《苏轼十讲》的篇幅比较大，涉及的同时代人物更多一些。我们国家发明印刷术最早，在北宋已迅速普及，留下大量的文集可供阅读。把同时代人的文集拼接关联起来，可以复现一段“活的时空”。

对于了解汉魏历史的人来说，《三国演义》也是“戏说”，我觉得无妨。虽然逛书店的时候，看到满架“戏说”，或夸大其词的“历史”题材书籍，确有不适之感，但想到不同的书籍拥有不同的读者，也就不十分排斥。无论如何，读书总是“贤于声色狗马”。

（作者朱刚，复旦大学教授、中文系系主任、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敦煌艺术与宋代文学，著有《苏轼诗词文选评》《苏轼十讲》等。）

编辑：张永锦

二审：牛莉

终审：金石开、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