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夫对中国古典诗歌美学的借鉴

章继光    

洛夫（1928——2018）是一位在海峡两岸和华语诗坛享有盛誉的现代诗人。曾被台湾诗坛视为超现实主义的代表性诗人，在6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出版诗集30余部，散文集7部。1999年他的《魔歌》就被评选为台湾文学经典之一；晚年他凭借创作的3千行长诗《漂木》被评选为台湾十大诗人之首，他本人被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作为一位有着杰出成就的现代诗人，洛夫宣称“我终其一生都在追求中国诗学和西方诗学的彼此参照和互相融合”（《洛夫访谈录》第26页，台北兰台出版社2010年），自己“虽不是走得最早的，却是走得最远，做得最多的一个”（第27页）。“本质上，我是最现代的，却又十分传统；非常西方，但更中国”（第138页）。

洛夫自认为在接受古典文化方面，有着比较完整的人生阅历和文化背景：早年念小学即开始在母亲的教导下学习唐诗，少年时期开始阅读古典小说《西游记》、《水浒传》等，初中开始接受五四新文学作品的熏陶。

中国古典诗歌美学对洛夫的影响既有人格的层面，也有诗学、诗艺的层面。他说：“四十岁以前，我很向往李白的儒侠精神，杜甫的宇宙性的孤独感，李贺反抗庸俗的文化的气质，”“到了晚年……转而欣赏王维恬淡隐退的心境。”（同上书，第27页）他曾说，自己后期创作的禅诗，主要受到王维的启发。他说自己的诗歌创作在精神上，美学特质上，表现技巧上都从古典获得不少启发与借鉴（参见上书第27页）。洛夫对中国古典诗歌美学的借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借助古典，让经典激发出新的美学生命

洛夫创作了不少与古典诗人、诗歌、典故等有关的现代诗，它们借用古典的内容，融入诗人独特的美学趣味的全新制作。长诗《长恨歌》（1972年）、《李白传奇》（1980年）是洛夫运用古典题材铸造现代诗的力作，前者发表后曾轰动台湾诗坛。前者是写人们熟知的风流皇帝李隆基与妃子杨玉环的爱情故事，诗人以反讽的手法、犀利的笔锋对李、杨淫乱二人、骄奢的生活进行了无情的嘲弄与抨击，与白居易原诗对李杨悲剧流露出深深的同情迥异其趣。全诗气势恢宏，结构缜密，章节参差，句式富于变化，大开大阖，其经营组织一随诗人思绪感情的起伏跌宕；同时意象新鲜、密集；加上诗中比喻、暗示的手法及诗剧语言的运用等等，令人读来奇象环生，目不暇接，充分表现出现代诗的汪洋恣肆、不拘一格的美感与诗人奔放横溢的才情。；《李白传奇》是写唐代诗坛巨星李白的英雄传奇，在这首90行的长诗中，洛夫怀揣中国诗坛后来者深深的敬意，以铺张扬厉的笔法，雄浑瑰奇的意象，充沛的激情，浓墨重彩地描绘出李白这位盛唐诗国巨星传奇人生的长篇画卷。全诗四节，从李白奉诏入京写到去世。。它们以恢弘的气势、壮阔的场景、充沛的激情以及雄浑瑰奇的意象、不拘一格的语言形式，凸显出原作及主人公的悲剧精神，给读者以强烈的美学震撼。它们是洛夫反思传统融合现代的重要收获。

此外，作者晚年创作的《唐诗解构》 50首也是这方面的实验之作。它们体现了作者从唐诗里找到新的美，谋求对唐诗神韵释放的意图。唐诗是中国古代诗歌的经典，唐诗的名篇经过千百年来读者的吟诵流传，成为经典中的经典，对它们的“解构”，既是一种需要勇气的尝试，也是一种令人期待的实验。洛夫的《唐诗解构》与其说是解构，毋宁说是唐诗的现代诗新写，在这些作品中，洛夫站在现代诗人的立场，凭着他对唐诗独特的认识和感悟，对50首名篇进行了再创作，借助古典重构或发掘唐诗的美学特质。

在《漂木》这部宏大的心灵史诗中，洛夫更是大量融入古典意象，天马行空地驱遣想象，让孔子、庄子、陶渊明、陈子昂、王维、李白、杜甫等与里尔克、梵乐希、海德格尔、卡夫卡、波德莱尔等中西先哲、大诗人纷纷登场，参与历史的风云际会，从他们忧郁的眼光、三千丈的白发、诗歌特有的节奏、甚至嗑瓜子的声音、悲悯的祈祷或怆然涕下的感叹中展现出古代诗人独特的内心世界及对生命、历史的思考，给人以强烈的时空感和惊心动魄的美学感受。

(二) 探索古代诗歌美学与现代诗论的契合点

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诗禅美学的借鉴。

洛夫这一工作的进行，主要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源于以他为代表的超现实主义诗风在台湾遭至的不满与批评。面对批评洛夫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为了追求诗的真美与“艺术上的本质意义”，洛夫便产生了“修正超现实主义或是超现实主义中国化的意图”。要对这种诗风进行修正，洛夫“首先想到的是，从中国古典诗歌中寻找参照系”。正如他自己所说：“自《魔歌》以后，我的诗观与诗法的确有了极大的变化”。

促成洛夫诗学观变化的理论因素主要是他对中国古代诗论中“妙悟”与禅的美学的体认和汲取，认为它们与现代诗论某些观点存在着相当大的契合性，揭示了诗的本质与诗歌创作的普遍经验。

“妙悟”是宋代学者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他说：“大抵禅道唯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洛夫指出：“这里的‘妙悟’是什么？‘妙悟’即是一种诉诸直觉的心灵感应”。“禅与‘妙悟’之心理过程其实也就是诗的‘妙悟’之心理过程。严羽在《沧浪诗话》中透过一连串意象来说明这个问题：‘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诗和禅的妙悟主要在‘不涉理路，不落言筌’”。人们只有透过“妙悟”这种微妙的感应，才能掌握到诗的本质及其创作规律。

从严羽关于禅道与诗道的论述中,洛夫体认到“诗禅一体”的观点：“古人喜欢以禅喻诗。禅与诗有着既暧昧又贴切的关系，宋代的严羽，清代的王士禛都曾提出诗禅一体的意见，尤其是指盛唐时期的诗”。洛夫认为，中国传统诗歌和艺术中，在飞翔、飘逸、超脱的显性素质之外，还具有一种宁静、安详、沉默无言、“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隐性素质。后者“就体现出禅的本质与诗的本质，也是超现实主义的本质”。洛夫认为，禅是对生命的提升，对大自然和神秘宇宙的心灵的直觉感应，它“从人的生命经验出发，用暗示的非逻辑的方式达到以有限暗示无限的境界”。为此，洛夫认为无论在诗论或在诗歌创作的实际操作中，“诗与禅的结合绝对是一种革命性的东方智慧.”洛夫所谈诗的“隐性素质”与“无限境界”指的就是诗歌意象之外的“象外世界”，类似于司空图提倡的“象外之象”、“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它揭示出了包括古典诗歌在内的中国传统艺术作品由实及虚，侧重意与神韵的审美追求。这一认识引发了洛夫对庄子和王维的兴趣。洛夫喜欢庄子，认为他是一位富于诗兴的哲学家，庄子对生命本质的体认，他的齐生死、生死同构的观念，他潇洒的文体，都深深打动、影响着诗人（参见《洛夫访谈录》第109页）。洛夫同时十分欣赏王维的五言小诗，认为它们既表现出诗人隐居田园山水的乐趣，“又句句从实相中透出一片空寂静穆的禅机。”（《洛夫诗全集自序》）他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些诗句所表现的“既是诗境，也是禅境，诗禅交融，使人感到生命竟是如此的澄明和自在” （《洛夫访谈录》第30页），“禅就在天地间万事万物之中。” 《洛夫访谈录》第154页）这样，洛夫就建立起他的诗禅美学，70年代《魔歌》中的一批作品，以及旅加后洛夫创作的大量禅诗就是这种美学思想的实践，它们在洛夫创作中占有重要的分量。 

二是对“无理而妙”美学观点的借鉴

由“妙悟”，洛夫进一步体认到中国古代诗论中“无理而妙”的观念。他说：“中国传统诗学有一个很吊詭的观念，那就是‘无理而妙’，可见禅也好，诗道也罢，是讲不得理的，是不受知性逻辑所控制的，讲究的是言外之意，味外之趣”。“无理而妙”这一观点为苏轼提出，他在评柳宗元《渔翁》诗指出，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熟味之，此诗有奇趣。”由于“无理而妙”的观点鼓励诗人在创作中破除表面上看似一成不变的常理、常道，努力经营与追求诗中的新意、奇趣与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因此得到古代诗词评论家的重视。 从现代创作心理学的观点来看，中国古代诗歌的“无理而妙”，就是要求诗人在创作中打破既定的思维方式，绕过正常逻辑推理习惯，走出理性与现实经验的束缚，将被灵感激活的潜意识、感性直觉充分释放出来，让活跃的灵性来主导诗歌创作，从而收到出人意表的艺术效果。洛夫认为，体认“无理而妙”、“反常合道”的观点是他学习中国古典诗歌美学的重要收获，他由此“找到了一把开启诗歌秘宫的钥匙”。 

（三）对旧体藏头诗美学形式的借鉴

洛夫在长年对诗艺的探索中，一向喜欢在句构和语音形式上做一些别人不愿做的实验，这源于他多年来对诗歌创作的一种自觉（参见《隐题诗自序》）。90年代初，他借鉴中国旧体诗的藏头诗，自创一种现代隐题诗，后结集出版，曾一度在海峡两岸读者中引起反响。它们的 标题本身是一句诗，或一首诗，而每个字都隐藏在诗内，若非读者细心，很难发现其中的玄机，它对于诗歌整体的有机结构有着很高的要求。洛夫认为，语言受一点限制也许更能产生诗的凝聚力；自新诗产生以来有的诗人任笔为体，漫无节制，隐题诗可以强制诗人自律，重视发挥语言机能，跳出语言的有限性，追求诗的无限性。（参见《隐题诗自序》，）由于洛夫对作品意象、形式的刻意追求与苦心经营，他写的隐题诗除了在结构上具备精致的美学形式之外，还具有一般诗所缺乏的趣味性和可读性，颇受读者欢迎。

对中国古典诗歌美学的借鉴，不仅使洛夫形成了中西会通的诗学理论，同时也给洛夫的现代诗创作注入了活力，推动着他诗歌创作面貌和风格的更新，从而打造出洛夫不可复制的现代诗王国。

作者：五邑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韵文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