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我就是他的父亲

唐以洪

那次回家，我的儿子

正在和邻居的孩子玩耍

看见我，立即躲到我母亲的身后

把手指放在口中，一边吮着

一边探半个头，平静地，怯生生地

打量我，好像我不是他的父亲

而邻居的孩子倒是兴奋得

不知把手脚放在何处，一会儿唱歌

一会儿跳舞，一会儿骑在小板凳上

驾驾驾地叫着，围着我在院子里

跑了一圈又一圈，想与我亲热

直到天黑了都不肯回去

好像我就是他的父亲

毕节留守儿童之死拷问国家良心

文/李思辉

又是一起人间悲剧！贵州毕节市发布消息，毕节七星关区田坎乡4名儿童在家中疑似农药中毒，经抢救无效死亡。4名儿童均为留守儿童，年龄最小的5岁，最大的13岁。

4名儿童到底是怎么死的，问题出在哪儿，还有待当地公安机关调查。不过从各方提供的信息来看，这与他们“留守儿童”的身份不无关系。4个孩子是一家的，父亲在外打工，母亲“被人拐跑”，爷爷奶奶已过世，外公外婆年纪大了无法照顾孩子，也就是说，这4个稚弱的孩子一度处于缺乏照料的状态。

岂止是缺乏照料，简直是自生自灭！知情者转述的情境是这样的：4个孩子因没有生活费辍学在家，家里唯一的食物是去年的玉米。平时，孩子们将玉米磨成玉米面，不用筛子筛干净，就凑合吃了，“因为太穷了”。你能想象到吗？孩子们生前那苍白的容颜、饥饿的表情以及无助的眼神。在那些“近乎被遗弃”的日子里，他们会不会在夜里想爸爸、喊妈妈？

这让我想到了我曾遇到的一个孩子。那年冬天，我到一所乡村寄宿制小学采访，碰到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他托着一只在冒热气的塑胶桶爬楼，一个趔趄差点栽倒。“当心——”我赶紧上前搭把手，生怕开水烫着他。并排坐在他小小的单人床上，问他想家吗？他绞着衣角不说话。等我起身走时，他突然哭得颤抖起来：“我想妈妈”……

是啊，在孤独、无助甚至绝望的时候，孩子们能不想爸爸妈妈吗？这些年，我曾给不下10位在外务工的老乡讲起这个故事，劝他们把孩子接到城里来。这些父母大多选择了沉默，有的就给我算起成本账：城里的开销太大、上学成问题、孩子平时没人带。“不是不想而是不能”，这是摆在中国上千万家庭面前的残酷现实。

如果说，毕节4名留守儿童之死属于极端案例，不具备普遍性。可监护不力、缺乏抚慰、疏于照顾，或轻或重的出现自卑、焦虑、暴躁等心理问题，却是留守儿童面临的普遍问题。不同机构的研究报告提出同一个严肃问题：2000多万留守儿童的生存现状堪忧。

今天，整个中国社会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城镇化运动，到处都在造城，各种机会、资源、资金流向城市集中，进城务工成了农村劳动力的主要流向。可我们不能忽略，这些路桥交通、摩天大厦的背后，扑闪着多少背井离乡的无奈，多少骨肉分离的悲怆，多少孩子的希望、失望和绝望。

国家的发展有其阶段性。中国要走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之路，符合发展需要，大多数人并不反对。问题是，发展必须忠诚于发展的目的，不论走多远也不能忘了为什么出发。城镇化是为了让人们过得更好，而不是要拆散家庭、留下隐忧、制造悲怆。GDP靠冲刺可以拔高、城镇化率靠任务摊派能够加速、乡村学校撤点并校用政令可以迅速完成，问题是，你可曾想过，你跑得这么快，农民能跟得上吗？孩子们能追得上吗？

能量是守恒的，某种意义上说，社会的财富、资源也是一定的。如果非要在高歌猛进的城镇化和“孩子们生存品质的相对提升”之间作一抉择，大多数人可能会义无反顾地选择后者。

我常想，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提升进城务工家庭的生存品质、不能做到让大多数农民工子女随迁接受教育、不能保证让乡村儿童避免出现群体性的身心健康问题，我们“跨越式发展”的步子是不是就该放慢一些？如果我们的城市还不足以给进城务工家庭以足够的资源、不能让孩子们享受城市的温馨，我们对乡村的社会保障、政府救济、教育投入、基础建设就不能削减，城市对农村的鲸吞就应该放缓。

“任何时候，身体和灵魂都应同步抵达。”毕节留守儿童之死拷问的不仅仅是当地政府的社会救济责任，更是我们这个国家城镇化的品质、我们这个社会的情感和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