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龙

我1976年生于湖南邵东大兴村，第一首诗写于1992年秋天。那时刚从双凤中学考入邵阳师范，一个乡村少年，第一次出远门，到了自己认为的大城市，一切是新鲜的，也是惶恐的。学校里的希望文学社组织了一次“咏秋”诗歌散文大赛，我闲来无事，就写了一首《飘零》投进征稿箱。没想到得了一个二等奖，后来还在《中师报》上发表了，这给了一个乡村少年莫大的鼓励。师范三年，便陆陆续续写了不少诗，一部分还在多家少年报刊上发表了。让我在完成学业之余，多了很多快乐。

师范毕业，我又回到了双凤中学教书。乡村教师的生活是清苦的，住的是老卫生院的筒子楼，我住的那间，据说还曾是停尸房，吓得我根本就不敢去求证。一个月工资才小几百，又没有划算，差不多月月见底。那时一个爱好是打乒乓球，一个爱好就是写诗，写了很多关于乡村教师生活的诗。其中还算满意的就是《乡村教师的爱情》，几多心酸几多无奈，完全就是乡村男教师残酷婚恋的现实写照。

后来改行当了乡镇公务员，主要负责的是计划生育与工业发展工作。那时的计划生育工作是基本国策，抓得非常紧，上环结扎流引产，都有严格的考核指标，现在来看真是恍若隔世。工业发展工作也正逢乡村公路建设的高峰期，可以说村村都在修水泥路或争取修水泥路。在比较忙的情况下，我也是把写诗作为一种生活的调剂，写了不少关于乡镇工作的诗。记得其中一首是关于计划生育集中服务活动的诗，大意说的是一个计划生育工作黄牌村，村支书不愿意得罪人，经常给村民通风报信，致使这个村的计划生育工作非常落后。那首诗找不到了，但现在来看，村支书做的是对的，多少有点黑色幽默。那一段时间，我还喜欢打打1000分，一种湖南的四人捉对扑克玩法。

后来我调到人大机关工作，主要就是调研与准备会务，年年大同小异。在调研时，我也比较用心地观察生活，争取能找到一点诗意，好让常规的工作于我来讲，变得更有意义，《调研董家湾》就是这么写出来的。最后一问“没有了弯/那这个地方以后还叫董家湾吗”，就是我在座谈会上提出来的。那段时间，因为有点发胖，我还专门去学了很复杂的交谊舞，三步踩、北京平四、吉特巴等，一个星期要去舞厅三四回，每次跳得大汗淋漓，减肥效果明显。

后来我又去村里扶贫，近距离与一些贫困户接触，感慨良多，写了不少带有探索、追问、反思层面的诗。《讲话：三句或三十句》就是有代表性的一首，试图把我对扶贫工作的理解基本上都写出来。自驾游这时非常火热，我也未能免俗，经常开车出去玩，最远的一次开了10000公里，跨八个省，历时20天。

在一个小地方来讲，创作成绩还算突出，我2019年初到了文联工作。期间由于对诗的热爱，去北京漂泊了一年。那一年，可以说比当乡村教师还苦还累，不是在挤地铁，就是在天上飞，起早贪黑、居无定所、食不甘味。但把心底的诗意充分牵引出来了，写出了《在北京间或要给少年交任务》《所到之处，皆与大兴村有关》《北京开春》等100余首，为历年来创作数量之最。从1992年开始，以年为单位，我从未间断写诗，每年大概是30到50首。

一直是在基层工作、生活，无论从事哪种工作，无论处于生活的哪个阶段，写诗始终相伴而行，相互交融，从来没有觉得写诗打扰了生活或者耽误了工作，而是一直都有或多或少的积极影响，为了尽可能把诗写好一点，我还自考了汉语言文学专科、本科。作为普罗大众的一员，一直在认真工作与生活，也一直在写诗的现场，可不可以说，这就是对“新大众文艺”最朴素的理解与实践。

半生已过，打乒乓球、打1000分、跳舞、自驾游等等对人或物依赖性比较强的爱好与念想，早已随风而去，提不起什么兴趣；而写诗，这种成本极低的爱好，我想，我是会一直爱好下去的。

赵琳

关于新大众诗歌，打破了在诗人与读者之间的无形壁垒，贴近生活，贴近大众。这种诗歌形态既非简单的“通俗化”，也非对传统的否定，而是一种语言的去神圣化以及共同的诗意写作。

新大众诗歌，是让诗歌从高处的象牙塔走向普通生活的过程。它和我们伟大的诗圣杜甫的诗歌主旨有很大的相似性，其诗歌的核心精神之一就是深切关注人民，真实记录和反映普通民众的生活，表达真切的悲悯与对社会的写照。

杜甫的诗歌，是现实主义诗歌的巅峰之作，具有强烈的“人民性”。其中，《兵车行》肯定会排第一，那句“牵衣顿足拦道哭”画面感很强，把征兵现场哭天抢地的场景直接跨越千年，至今震撼的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三吏》《三别》更是经典，以及后期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表面写自己的生活，但内心却想的是“大庇天下寒士”，这种大众诗歌的境界在古代诗人中很特别，真实反映了当时人们生活的真实图景。

当然，新大众诗歌，应该有对个体的重新发现，将诗人的个体从审美转变为创作主体。这类诗歌将生活经验直接转化为诗歌意象，具有时间的多重性。博尔赫斯在《小径分岔的花园》中构建的时间迷宫，它将“时间”与“迷宫”为读者提供了更加可能性的解读空间。当诗人不再采取线性地叙述写作时候，诗歌所承载的表达就更多了。

语言的去神圣化过程也伴随着新大众诗歌发展的过程，它既拥抱惠特曼式的直接表达，也不排斥博尔赫斯式的智性密度，但还是会比较拒绝为晦涩而晦涩的写作主张。新大众诗歌的语言策略不是一直跟随大众，而是用日常材料重构史诗意象，让诗歌更大众化。

共同的诗意写作也是新大众诗歌的特点，与浪漫主义时代强调的诗歌天赋不同，大众诗歌应该会呈现出集体创作特征。比如小红书、抖音、短视频等新媒体的兴起，诗歌在某种程度上被大众在媒体平台接龙创作、二度创作、甚至评论区里的改写内容，都有诗歌的影子。这些现象的出现，不仅丰富了诗歌的传播方式，也吸引了较多的受众。

这说明，这种大众现象不是创作主体的消失，而是把创作主体的进一步扩展。这里说一个小故事，1952年，聂鲁达结束了流亡，回到祖国，他五十岁的同一年，《元素的颂歌》诞生。聂鲁达认为，“这是一本献给所有人的书”。正如他自己所说：“诗歌就像面包，必须与所有人分享，不论是识字的还是不识字的，总之是在我们庞大、不可思议而非同寻常的民族大家庭中分享。”

他强调的是诗歌像“面包”一样滋养大众。诗歌可以既是个人心灵的精确表达，又是集体记忆的诗意档案。

新大众诗歌不仅是文学现象，更是一场悄无声息的诗歌写作实践，它让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人们的诗歌，让诗歌的草叶真正长满原野。

今天，正值中国诗歌网线中国诗歌网成立十周年，祝愿中国诗歌网在诗歌的国度中，从“诗歌高地”成为我们每个人“生活诗意的星河”。

编辑：王傲霏

二审：牛莉

终审：金石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