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上半年，海南的诗歌刊物《海拔》在第一时间刊发了杨碧薇的组诗《下南洋》，这是一组规模阔大的诗歌，共计18首，写到了中国、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六个国家，每个国家各3首。在此之后，杨碧薇断断续续地写着《下南洋》，并于2021年在长江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了诗集《下南洋》。诗集共分为上下两辑。上辑《下南洋》，共计30首诗，除以上18首外，又补充了关于老挝、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篇目。下辑《去南方》，共计27首诗，收入了写海南、广东、广西、云南等地的诗，这些地方亦与南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用相当规模的组诗来表现一个主题的主题写作行为，在今天的新诗领域里并不多见。从某种程度来说，杨碧薇的《下南洋》是不可取代的。

据杨碧薇在创作手记《南洋观看，中国想象，世界梦想》里介绍，她“下南洋”的脚步并没有随着诗集的出版而停止，“从2017年至今，《下南洋》写了四年半，目前仍在继续”^【1】。果不其然，她之后还写了《造一艘船去诗巫》（2022）、《无尽》（2022）、《在泰顺看木偶戏》（2023）、《辛亥新春》（2023）、《春城》（2024）等诗，都可纳入“下南洋”系列。而关于南亚的诗作《水中象国》（2023）、《在纳加阔特》（2023），也与南洋题材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视为“下南洋”的变奏。

目前，关于杨碧薇的《下南洋》，已经有蓝紫的《自我的变奏及神秘性》、谭毅的《重叠时空的告别之声》、杜鹏的《感官体验的戏剧化》以及郑世琳的《像植物一样生长》等多篇研究文章。而作者还没有完成她的南洋书写。读完《下南洋》已经发表的部分，读者们会有一种跟着诗人从泉州一路南下，直到南洋尽头的感觉。如题所言，《下南洋》首先是一组关于大海的诗，诗中的大海，不但是一个自然的存在，还是一位寄托了人文和信仰的神灵，更是一种世界观。站在陆地上的我们，也许会觉得这种世界观荒诞不经，但是，其中却蕴含着一种变革我们当下文化的巨大力量。

一 远方或故乡

在大多数诗人的心中，“远方”是一个永恒的蛊惑，似乎他们非常享受这种“在路上”的感觉。海子就曾经说过，远方的幸福来自于“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远方》）。杨碧薇的《下南洋》从云南写到了海南，从海南又写到了新加坡、印尼，横跨几千公里，其地理位置不能不说是“远”的。但是，和很多诗人漫无目的地行走于城市与荒野之上不同，杨碧薇一路向远方却是追随着洋流和季风。“下南洋”，这个短语本身就带有一种强烈的盼望和明确的目的性，而“下”字急促的发音正是那个命令，迫使她不得不动身。她的远方，并不是一片虚无缥缈，既有未知的忐忑，又充满了希望，而这个希望正是源自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对美好、对自由、对幸福的想往。

作为一名曾长期驻足南方，并在海南生活过的诗人，“下南洋”一词所蕴含的深刻含义，杨碧薇一定是深有体会的：贫困和战乱，使大批沿海子弟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到东南亚去谋生，这一去，就是关山路遥，这一去，就是有去无回。在明清两代，“下”这个动词，不但有“南去”的意思，更有着向蛮荒之地去开垦的意味，这里边虽然仍有一种“天朝上国”式的傲慢，却也未尝不道出了一个事实，即远方并不是充满了浪漫想象的小布尔乔亚式的风景名胜，而是一个到处都是未知和危险，但却又不得不为之义无反顾的地方。

杨碧薇对当初下南洋子弟们的艰辛是有着切肤痛感的：“这一次，我要走得更远，/打包所有的无解，去南洋放逐自己。/亲爱的妈祖，他们说那里有和海南一样甜的菠萝蜜，/发达者视之为天堂，落魄者恨之如地狱；/每个前往冒险的人，生死各占一半概率。/我不图找到金山，/或在宗祠留下大写的传说，/只因神秘的冲动在煮着我的生命，/它不让我驻足，即使我已在天涯海角享受安宁”（《海口天后宫》）。中国几千年来赖以为生的农业文明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即太过于依赖土地。土地是一个常量，它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但与之相对的，却是人口这个变量。当人口在以几何倍数增长的时候，作为常量的土地就会摇摇欲坠。《海口天后宫》中提到的“神秘的冲动”正是源自于此，它是一种具有文化母题和神话原型意义的存在；它可能说不清、道不明，却实实在在地为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所感知着。所以，一旦人决定要走，他就必须离开，这不仅是为自己找寻一个出路，更是为后人腾出一方空间。沿海子弟们都知道，所谓名和利，只不过是自己离开海南这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小岛的借口；面对生死未卜的旅程，这些不啻于无法把握的天上的浮云。他们只盼望着南洋有“和海南一样甜的菠萝蜜”，能让自己在快要忘记家乡的时候吃上一口，让自己在甜味和记忆中沉沦。

人一旦踏上了下南洋的旅途，将永远无法回头。在《黎先生》中，生于胡志明市，长于胡志明市的华人黎先生“第三次去中国”，“扫墓访故，了他祖父遗愿。/他说老宅早已不在，故园遍野落葵，/车奔马驰的潮州，远非祖父口述光景；/族中远亲清淡相见，无甚言谈”。一旦离开，故乡便变得陌生。物是人非之后，连族人亲戚也难以辨认出当年远行者们的模样，那些生与死、成功与失败，到最后也只存在于故事当中；留下来的人，他们的后人是无法理解下南洋者们的艰辛的，一旦踏上了小船，生死便不由自己，他人自然就无从知晓自己的故事。可是，即使是久居异国，故乡却成为了一种基因，烙印在了他们灵魂的深处。在越南经营服装店的黎先生，对中国人的现状并不是一无所知，甚至他对中国人精神大步后退的根本原因分析得一针见血：“他闲时玩票做导游，比我更了解/古怪的中国人。‘是包包里越来越鼓的人民币，/助长了他们的怪脾气，’他曾这样说，‘购物时，又爱和我攀亲近，以讨点便宜。我只好常常强调，我不是中国人，/我是越南人，土生土长的越南华人。’”然而，他始终无法摆脱从祖父那里继承下来的对故园和老宅的怀念，即使这些自己家族曾经生活过的痕迹都早已灰飞烟灭，仍是无法阻止黎先生一而再、再而三地从越南返回广东潮州。在越南、中国的一次次的失望，仍是无法抹煞黎先生心中对故乡的眷恋，这是一种类似于洄游的冲动，是后现代乡愁中返乡的冲动。

下南洋，在故乡和远方之间横亘着的是大海，大海能够让两者变得很远，也能使两者变得很近。新加坡有不少海南籍的华人，符姓，又是海南大姓。在《海南会馆》中，当初那个“誓不出嫁的符家大小姐”早已习惯了在新加坡的海南会馆品味家乡的记忆：“无非是每周五晚八点，/老友们聚一聚，饮几盅雷公根”。虽然“烧水时若听到海南话，/水就沸得欢快一点；择菜时听到海南话，/手指活动得顺畅一点”、“在突然大起来的家里，/琼州戏的唱词，竟一句一句，/从空镜子里往外涌”，但是，她也清楚地知道，故乡文昌已经不再是她那时的故乡，狮城却在他们的辛勤耕耘下长成了故乡的模样。对那些下南洋的人们而言，大海将故乡变成了远方，却也使远方变成了故乡。这里边蕴含着的朴素辩证法，造就了一种与陆地截然不同的文化气氛。在故乡与远方的位移中，他们不但是文化的接受者，更是文化的创造者，甚至，他们就是文化的本身。故乡和远方的界限，在大海面前不再泾渭分明，游子们身在远方，却在创造着故乡。

二 过去或未来

在杨碧薇的《下南洋》中，南洋文化常常是作为当下中国本土文化的对照出现的。20世纪的中国风云变幻，现代文明在带来生活便利的同时，也毁坏掉了许多优秀的文化遗产。面对越来越面目全非的文化，杨碧薇有此一问：“为何我的热爱，竟分解为无边的倦怠？”（《一蓑烟雨任泉州》）于是她“决计开始更漫长的行程”，而这一行程始于诗人与四百年前的一位大哲之间的神交。杨碧薇写道：“四百年前，我的未婚夫辞别鲤城，/宦游神州，上北京，下云南，著书讲学。/多年后，为着他断送在剃发刀下的壮志，/我在我有限的文字里，骤添险峭一笔。”（《一蓑烟雨任泉州》）不用多加猜测便可知道，诗人口中的“未婚夫”就是泉州籍的思想家李贽，正是这位敢于挑战现有社会规则的前辈，才使诗人有了下南洋的勇气，使她一路走到南洋的尽头，在异国他乡寻找重启当下中国社会文化的可能性，“在骑楼消失的地方，我用肉身驮起它的废墟”（《消失的骑楼》）。不得不承认，这是大海的馈赠，正是大海的烟波浩渺，才给了南洋华人社会与中国本土以分别发展的可能性。从此，两条不同的线索平行前进，以当下中国社会为原点，分别指向了过去与未来。

而借助诗人行走南洋列国的脚步，读者可以将这两种截然不同又有千丝万缕关联的文化进行比较，在两相对照之下，寻回为中国本土当下文化所丢失了的传统精神资源。这正如诗人在《苏门答腊的忧郁》里说，“如果你也能，用更深的汉语来思考问题”。又如她在《造一艘船去诗巫》里致敬现代知识分子先贤、清末华侨领袖黄乃裳，“从故国旧谷仓挑出/依然健美并值得珍爱的/种子”，目的是创造一个新的故乡。据杨碧薇在诗后的注释，黄乃裳“曾参与公车上书，并在福州创办《福报》。戊戌变法失败后，遭清政府通缉，曾短暂赴上海避难。1899年，政治理想‘北上’不成的黄乃裳果断‘南下’，举家迁往新加坡，期间在南洋各地考察移民点。1900年，黄乃裳将诗巫选为垦地，称之为‘新福州’，召集1118名福建移民前往诗巫开展建设。如今，拥有30万人口的诗巫是马来西亚沙捞越州第三省省会”。不得不说，杨碧薇为创作《下南洋》做了大量的功课。这首诗里的黄乃裳和诗巫，更是寄托着诗人的理想。而当这些理想无法实现时，诗人就用诗歌“造一艘船”，通往梦想中的“诗巫”。这就是诗中既具象又虚幻的“应许之地”，在“皮鞋”与“荒草地”的张力间，诗人揭示了移民群体对文化根脉的执着固守与精神漂泊的双重属性。而这，也是我们在“造船”时必然面临的困境，虽然“造船”难，但还是必须造，只有这样，才能从过去通向未来。‌

在《下南洋》里，诗人一直在时间的海洋中追问过去和未来。在吉隆坡，诗人如一枚“局外闲棋”，却仍然想和街边陌生的警察聊一聊过去，聊一聊“远去的兰芳，我马帮的外公，/他那些洪门的同袍”，而他们都“消失在/南洋的小水花里”。在返回宾馆的途中，诗人“还想回头多看一眼的，/是吉隆坡路边一所小小的华文学校——/白天经过那里，里面传出的诵读声，/是我最初学到的唐诗，/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吉隆坡夜色无上》）这首诗中提到的洪门，与南洋有很大渊源。诗人的外公也是洪门子弟，笔至此处，诗歌捎带了一抹本事的意味。至于兰芳，知道的人较少。据杨碧薇介绍，1776年，广东梅县籍华侨罗芳伯在西婆罗洲（现称西加里曼丹）坤甸成立了“兰芳公司”；1777年，“兰芳公司”更名为“兰芳大统制共和国”，简称“兰芳共和国”。兰芳共和国作为华侨在海外创立的第一个“共和”政权，前后历时112年，直到被荷兰殖民者所灭。不论兰芳还是洪门，那些曾经在时间里浮现过的人们，如今已经消失在时间之中，而他们带来的为中华民族所共有的文化遗产，却一直留在了异乡的土地上：“我吸饱甘露和深情，愈发枝繁又叶茂”（《马六甲三保山》）。

但是，这也不是诗人最终想要的；她所要追寻的，远不止充满符号意味的中国元素。于是，诗人继续前行，一路向南直到新加坡，而著名的牛车水带给她的是更大的失望：“掌灯而立，目所触之夜色，/在肉骨茶的鼎沸中，酥软了玻璃的质感。/我想在汉语里完成的路，/又一次，在这个低仿的故乡，/被新茶泼下的软骨拦断。”低仿！多么意外又精确的词！诗人一语道破了那繁华之处的本质，“我已能平心静气地接受无路可去，/惟恐夕死而朝闻道，不甘。/走了这么久，没得到半个故园。丢掉的故乡，却已被新来的他乡人改写。”（《牛车水》）诗人仿佛坦然接受了这“世界大同”一般的喧嚣，开始静静地欣赏沿途的印度神庙、欢喜佛，却又在南洋的尽头找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当蓝梦岛的老水手面对那个独自坐在船尾上的中国姑娘，“操起许久不用的国语告诉她，我的祖上来自福建。我没去过中国，现在老了，也没打算要去”（《蓝梦岛老水手》）的时候，诗人找到了她这次南洋之行所要寻找的东西。而在来自苏门答腊的船员阿华那里，诗人更加确定了足以承担起中华民族精神的东西，正是来自于汉语内部的力量，虽然阿华“体会不了‘更深的汉语’”，但是诗人和阿华都知道“此刻就是好的，诗歌就是好的”，这足以“细细地，把我们交错而过的残轨修补完全”（《苏门答腊的忧郁》）。语言所要弥合的，不仅是诗人与阿华之间的裂痕，更是横在南洋华人与中国本土、历史与未来、现代与传统之间的裂痕。

《下南洋》组诗中，时间并非是线性的，常常表现为一种曲折的形态，杨碧薇让她的诗句往返穿梭于时间的河流中，连接了过去和未来。《海南会馆》一首诗，整个就是昏黄色的。在日暮的余晖下，杨碧薇为读者娓娓讲述着一个现代的故事，然而这个故事句句离不开过去。从新加坡樟宜机场到海口美兰机场再到文昌，总共不到四个小时的飞机旅途穿越的却是大半个世纪。这正是“下南洋”这一特殊的文化社会现象所造成的独特心理体验：过去历尽千辛万苦，出生入死才能到达的异国他乡，在现代交通运输的帮助下显得唾手可得。随着中国国内现代化建设的日新月异，那个自己生活了多年的南洋，反倒更像故乡。在这样的一种时间错位中，“下南洋”这一历史事件对亲历过的人们而言，是再多次往返也无法复制的，太短促的旅途让人只会去留心身边的美景，而来不及思索太多，只有真正与惊涛骇浪搏斗过的人们才会处乱不惊，真正在无风的洋面上迷茫过的人们才会不去理睬异域的风物。于是，他们开始思考过去和未来，他们决定将那些我们民族曾经拥有的、最为美好的精神资源带到这片远方的土地：“我愿意留下，把我的诗铆进这土里。/夜晚我仰头看珍珠做的星星，它们大声说：/写过诗的地方就是故乡。”（《造一艘船去诗巫》）

在中国本土与南洋诸国之间，大海的存在阻断了文化和交流，但同时，也将被下南洋的先人们带出来的传统文化，很好地保存了下来——虽然它们在形式上可能已经面目全非，但是只要有语言和诗歌作为催化剂，其内部所蕴含着的变革性力量很快就能爆发出来。这正如杨碧薇所言：“无限的语言，/都在无言的奔涌中消弭，/也有可能，它们捎上我的一部分/去了另一个家。”（《湄公河入海口》）又如《郑和：刘家港独白》中的郑和式自况，这里要提一句，杨碧薇与郑和都是云南人，诗人写郑和，某种程度上，有一部分是在写自己：“千百年后，你一定能看到我/成为汉语里一枚闪亮的词/成为一个新的源头/成为海的自由的一部分。”这首诗将中国历史上伟大的航海史诗转化为“孤独与荣耀无法言说”的现代独白，既保留了历史人物郑和的生平壮阔感，又以“成为汉语里一枚闪亮的词”的隐喻，揭示了语言对文明记忆的承载功能和诗人的创作野心。这一书写突破了传统史诗的宏大叙事框架，在历史人物与作者个人相叠印的创作理念下，让历史碎片如星辰般散布于语言的海洋，形成了独具杨碧薇口吻的轻盈浩大的女性史诗范式。‌

“若是未曾离开斑斓的云之南/我会以为一眼望到头的平淡，就是最大的幸福/但感谢大海，它给我另一种艰辛的幸福/它激发我未知的潜能/让我与无数个陌生的自己/在陌生的风景中相遇”（《郑和：刘家港独白》），“多少次，我也曾潜入这缸梦中，/与珊瑚、扇贝、五彩的热带鱼同俦，/……四围无声，呼出的水泡像一串串新摘的葡萄。/每每那种时刻，我感觉自己/离岸上的世界很远，离真实的奥妙很近”（《蓝梦岛老水手》），大海是宽广的，陆地上的喧嚣在它面前根本不值得一提。而正是在大海的宁静中，人和人的心才能够彼此倾听，过去和未来才有彼此了解的机会，诗人和老水手、阿华等形形色色的南洋人物才能产生心灵的互动。

三 作为信仰的大海

大海，对于那些下南洋的人们而言，本身就是一种信仰。如杨碧薇诗中那老水手所说，“我是海上人。/海在哪里，哪里就是我的家”、“人间是一个世界，海是另一个世界，/我的生活，就平衡在两个世界的出入之间。/我也曾把灯火通明的岸上视为天堂，/但真正支撑我不跌倒的，还是那片/蔚蓝的向往。”（《蓝梦岛老水手》）正是由于对大海以及大海彼岸美好生活的坚信，成千上万的热血男儿才义无反顾地投入了这片生死未知的蔚蓝。他们走得如此坚决，“不待胭脂巷熟悉的面线糊老店开门。/不待去开元寺求平安，/不待清扫七子戏繁华深处/零落的飞絮。”（《一蓑烟雨任泉州》）他们所能做的，只是在妈祖庙里的神像面前“趁日头清明，烧上最好的三炷香”（《海口天后宫》）。因为面对狂风巨浪，只有代表大海的妈祖才能为人们所依靠，人与船漂泊于大海之中，也就只能听候大海的安排，所有的野心、狂妄在大海面前都微不足道；人们所能做的，只能是“持香默祷，敬虔下跪”（《海口天后宫》）。

而对那些已经成功地下了南洋的人们来说，大海这位神祇则从宗教性内化成为了一种亘古不变的真理。遭遇风浪时，人们转向大海以及象征大海的妈祖，一次又一次地发下宏愿，口口声称要“为着我对海的怕和爱。/来年三月二十三，若我还能站在陆地上，/将继续叩拜进香，/向你献上海鲜和瓜果，以及我/在海上丰富的孤独。”（《海口天后宫》）但是，当风浪成为生活的常态，人们不得不承认“这一生，我在浪的刀尖上摸爬滚打/将命悬于这滴凛冽的白光”（《蓝梦岛老水手》）的时候，仪式化的祷告显得苍白无力，那些风浪和对大海的信仰一起成为了“刻在骨上的细节”，甚至有时候，连这些细节也会“轻轻忘记”，甚至前方未知的危险对他们而言还带有“微小的亲近”。（《蓝梦岛老水手》）于是，他们忘记了祷告，因为那些祷词已经写进了自己心中，他们在大海上讨生活，每一次行动都是对大海的礼赞。他们从大海中来，也必将回到大海中去，大海本身就代表了对神灵、对真理的追寻。

作为信仰的大海，其核心在于实践。正如一刻也不会停止的洋流，在大海中悲喜苦甜不停地变幻着色彩，诗人已经意识到了大海不会把自己的谜底吐露给人们，它更愿意让人们生活在永恒的谜面里，所以，人需要用自己的行动和肉身去丈量故乡与远方的距离。正如诗人所说：“在骑楼消失的地方，我用肉身驮起它的废墟。”（《消失的骑楼》）在大海中，处处都是总结，处处都是开始，而一个一个的传说，正是由大海的一代代子嗣们的行动与肉身写就的。

最后还要提一下。《下南洋》组诗最初有一个副标题：《或自我之诗》。杨碧薇透露的，或许也是说，下南洋的旅途，正是自我建构的过程。这一过程是艰难、复杂的，《下南洋》中有一首很漂亮的小诗《傍晚乘车从文昌回海口》，恰恰指涉了自我建构中的艰难、矛盾与复杂，但同时又透露出诗人的选择之坚定。如题目所示，“从……回”有某种难以把握的流动感；诗中“琼州海峡”“雷州半岛”等地理符号构成物理性的海洋分界，可诗人“北眺”的视线却未被地域限制，反而通过“太平洋的汐流”将个体感知延伸至更广阔的洋流系统，这是一种面向未知的敞开。“整个大陆，不过是小灵魂的茫茫异乡”一句，是全诗要领，暗示了诗人心之所向的归属：诗人将陆地与海洋对举，陆地被异化为“他者”，而海洋则成为承载漂泊感的容器。这与杨碧薇对“下南洋”主题的关注相呼应——海洋既是历史中的移民通道，又是现代个体精神漂泊的隐喻。今天，当诗人再下南洋，是为了自我的找寻和构建，为了解答自己关心的问题，即“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该如何定位自身，该用何种眼光看待当今的中国与世界，我们应致力于构建一个怎样的未来”^【2】。

杨碧薇的“下南洋”，就是一个重构精神信仰、建设未来的写作实践。在这一实践中，作为世界观的大海给了诗人以丰富的给养，为她指明了精神的归宿和未来的方向。《下南洋》也给了那些沉迷于在大地上诗意栖居的人们一个警醒——去看看大海吧，也许你会找到心中的南洋！

注释：

【1】【2】杨碧薇：《南洋观看，中国想象，世界梦想》，《诗刊》2021年第12期。

（本文系海南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当代海南作家城市书写研究”（Hnky2024ZD-7）的阶段性成果。）

原载《艺术评鉴》2025年第1期

编辑：池木

二审：牛莉

终审：金石开、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