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届青春诗会合影

我参加“青春诗会”的始末

——我与“青春诗会”的故事系列征文之十二

杨邪

《诗刊》社主办的“青春诗会”肇始于1980年，被誉为诗坛的“黄埔军校”。此说流传甚广，正说也罢戏说也罢，但“青春诗会”之于诗坛，是一件大事，是一个辉煌的品牌，这一点显然是毋庸置疑的。

应该是从2003年的第十九届“青春诗会”开始，“青春诗会”选拔与会诗人的方式进行了改革——《诗刊》刊登启事，“青春诗会”首次面向诗坛公开征稿。那一年的三月份、六月份，我先后给《诗刊》的林莽老师寄出了两份应征诗稿，后来虽未能入选，但《诗刊》2003年11月号下半月刊“第十九届青春诗会专号”在刊登十六位与会诗人作品的同时，刊出“第十九届青春诗会参选诗人作品精选（之一）”，收录了七位诗人的作品，其中第二首即是我的《什么正在离开之中》。由那首诗的刊发，我猜想出了自己与“青春诗会”之间的可能的距离，因此，2004年四月份，我再次向《诗刊》的周所同老师寄出了组诗《乡村笔记》，应征第二十届“青春诗会”。2005年我没有应征第二十一届“青春诗会”，这与前一届的再次落选有关，然而根据《诗刊》刊登的征稿启事得知，第二十二届“青春诗会”将在贺兰山举行，“贺兰山”这三个字，再次激发了我应征的欲望。2006年七月份，我给《诗刊》的“青春诗会征稿办公室”寄出了组诗《疯狂的黄》，两个月后的9月6日，在我把这件事几乎给遗忘掉的时候，我接到了时任《诗刊》副主编的李小雨老师的电话，她说看到了我的诗稿，挺喜欢的，虽然编辑部的意见还没有统一，但希望推一下，让我再给她寄一组作品，另外她说对我以前应征的组诗《乡村笔记》也有不错的印象，不妨可以重新寄去候选。于是，在接到电话的第二天，我通过电子邮箱向李小雨老师发送了组诗《一座城市和我笔记本里的梦魇录》，同时附上了组诗《疯狂的黄》与《乡村笔记》。

以我的个人经验来看，寄给《诗刊》的三次应征诗稿，显然都得到了认真细致的处理。林莽与周所同老师其时分属《诗刊》的上、下半月刊，此前我向他们分别投寄过稿件，各选发过一次，但素未谋面；李小雨老师从未有过联系，仅在本地市的一个丛书首发式上见过面，我只是临别时匆匆与她打了个礼节性的招呼而已。后来我在“青春诗会”的现场才了解到，关于我的此次与会，事情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本届征稿，《诗刊》编辑部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一千多份应征作品，我的组诗《疯狂的黄》原本在初选时即已遭到淘汰，只是李小雨老师审读了筛选出来的作品之后觉得有些不满，她亲自把所有淘汰掉的作品重新翻检了一遍，再选出两位作者，其中之一就是我，另一位最后没有入选的据说是在香港某报供职的诗人。

接到本届“青春诗会”与会通知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具体的与会诗人名单。2006年10月9日早晨，我乘坐的上海至银川的K360次列车抵达银川。一出银川火车站，我惊异地一回头，发现它非常简朴，感觉上，它的简朴应该令我家那小县城的汽车站为自己的奢华而愧疚。于是，对于银川这座城市，我的好感油然而生。然后我坐公交车，目睹干干净净的街道、简简单单的花木、疏疏朗朗的行人，我几乎对银川市区的每一个细节都好感丛生。“青春诗会”的主要会场在百吉大酒店，当我赶到，大部分与会者还没有出现。记得比我早到的是来自山东临沂的邰筐与山东平度的徐俊国。徐俊国我没有闻其名，邰筐的作品我看到过的极少，但比较喜欢，而且我知道他与诗人江非是朋友，俩人生活在同一个城市。

与邰筐刚一见面，他就拿出了煎饼让我尝尝，说中国的煎饼就数临沂的最为有名，而他的煎饼是他母亲在临行前夜亲手制作的。他还说了一句让我倍感亲热的话，说在火车上接到朋友江非的电话，江非告诉他本届“青春诗会”有杨邪在，他应该不虚此行。

我终于看到了与会诗人名单。除了诗人邰筐与徐俊国，除了与我同房间的宁夏诗人单永珍，此外还有我读过作品的来自北京的诗人娜仁琪琪格、来自辽宁大连的诗人苏浅、来自陕西安康的诗人李小洛、来自浙江象山的诗人高鹏程，然后是我不大了解的几位诗人，他们是山东邹县的李云、江苏连云港的孔灏、广东湛江的黄钺、云南蒙自的哥布、山西黎城的吴海斌、甘肃康县的樊康琴、陕西靖边的霍竹山、陕西延安的成路与宗霆锋，一共十七位。

后来我告诉邰筐，就写作风格来说，我跟他俩，看样子似乎是本届“青春诗会”中的两个混入革命队伍的异类。

当天中午，由于是全天报到，午餐自理，单永珍带着我们大约五六位诗人，分两辆出租车大老远赶到一家面食店吃羊肉面。那场面，简单，但是温馨而美好。餐后的某一刻，单永珍告诉我，以后有机会再来宁夏，他可以陪着我到处转转，但时间不应该只是几天，大可以住上一个月！闻言之后，我回味起美味的羊肉面，毫不犹豫，欣然允诺。

10月10日上午，本届“青春诗会”开幕式在百吉大酒店召开。在之后的研讨会上，其中有一个环节是与会的十七位诗人依次发言，轮到我的时候，我都说了些什么，在多年后的今天，我的记忆荡然无存，但有一段与诗无关的题外话我依然清晰记得——我说到自己生活在江南，第一次坐火车来到西部，当火车逐渐接近、进入宁夏，我惊异地发现，铁道两旁的树木都变得瘦小而挺拔，它们化繁为简，形状都差不多是“丫”字形的。我说看到那些“丫”字形树木，自己竟然不由得眼眶湿润了，因为那些树木使我想起了自己居住的江南，在江南，似乎无论哪一种树木，印象中它们的形状都差不多是“伞”字形的，两相对比，我突然觉得，江南的树木活得太奢侈了！由树木的对比，我谈到自己的一个感慨，说我一直认为自己生活得并不怎样，但此刻改变了想法，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自己生活在江南是幸福的、奢侈的，是再也不应该怨天尤人的！

“青春诗会”的重头戏自然是改稿了。根据日程表，改稿的时间安排在10月10日下午与晚上，然后是11日的上午与下午。本届“青春诗会”的指导老师是《诗刊》的王燕生、寇宗鄂、周所同、杨志学，此外还有特邀的诗人洪烛。改稿之前，十七位诗人被分成了三个组，我与邰筐、单永珍、娜仁琪琪格、苏浅、霍竹山一组，指导老师是周所同老师。在还未分组时我就与邰筐嘀咕，说千万别分到周所同老师这一组，万一分到他这一组就不好玩了，因为我在许多年之前就听说过周所同老师的严厉，大有“魔鬼教练”之架势，还听说在每届“青春诗会”，经受他“折磨”的诗人不在少数。说及此事，邰筐忽然间面色凝重，称也对此有所风闻。可是哪壶不开提哪壶，结果我与邰筐同组，并且偏偏就被分到了周所同老师门下。

关于周所同老师，大可在此一叙。

早在前一天报到时，来自北京的一行姗姗来迟。李小雨老师像邻居阿姨一样一团和气，与她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周所同老师——黑长发，墨镜，脸庞瘦削，黑色风衣，高个子；如果说戴墨镜的王家卫霸气十足，那么，戴墨镜的周所同则是杀气腾腾；如果说王家卫像黑社会老大，那么，周所同则是中情局之类组织的特工头子。记得研讨会上，周所同老师几乎没怎么发言，但是，整个会场，他那副架势在那儿一坐，马上便让人感到了实实在在的压力——他是严厉的、锋利的、冷酷的，他墨镜后面的眼光，可能在审视着每一位发言者，也可能根本没有把任何发言者放在眼里，他的眼睛在盯着天花板也未可知。

研讨会之后是午餐，午餐后，我们这一组就被周所同老师召集到他的房间里。我们这一组是最早被召集在一起的一组，这个细节让我一下子就警觉起来，感觉到周所同老师似乎有一种提前磨刀霍霍的用意。记得他的第一句话是在为自己的提前行动做解释，他说“青春诗会”关键就是改稿，稿子改好了，任务就完成了，接下来的采风活动，大家就可以轻松了。他这句话有点儿轻描淡写，而正因为轻描淡写，让我读出了背后的潜台词——他知道自己的严格与严厉，他知道这种作风将会延长改稿的进程，因此，他必须提前行动。接着，他告诉我们，大家都是比较成熟的作者了，不妨先自己分头去修改，然后把修改稿送去让他过目。这句话更轻描淡写，而愈是这样的轻描淡写，愈是轻易让我嗅出了杀气，我感觉，那是暴风骤雨来临前的最能麻痹人的片刻宁静。就这么做吗？我们都在犹豫，临出门前，周所同老师微笑了，他说待到我们这一组所有成员都通过改稿，他请我们喝咖啡。刹那间，我打了个哆嗦。果然，改稿将是一场恶战，如若不是，他为什么要犒劳三军？犒劳三军，总是在腥风血雨遍体鳞伤之后吧？

那天下午，我们分头改稿。我手上拿到的是组诗《一座城市和我笔记本里的梦魇录》，它是编辑部事先根据电子版打印的。这组诗稿虽然是两个月前的新作，但它在写作之时经过了我的反复修改，假若再做什么大的修改，至少于我自己来说，已经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了。怎么办呢？左思右想，唯一的办法是努力删除一些可有可无的字，其他则一概不再做伤筋动骨的修改。几乎是一整个下午，我就做了这么一件事——把组诗《一座城市和我笔记本里的梦魇录》里的二十五首共三百八十六行诗歌从头至尾推敲了几遍，删除了其中的数十个多余的字，然后借用酒店的电脑重新排版打印出一份，在临近晚餐前敲开了周所同老师的房门。

说实话，拿着修改稿进去之前，我是忐忑的。进去之后，周所同老师立即进行了仔细的阅读，我坐在边上，无疑是非常不安的，甚至是屏声敛息的。然而，当他阅读完之后，沉吟一下，立即表示了肯定，他还对照了原稿上的那些删除标记，表示非常赞赏，只不过，他说组诗的题目《一座城市和我笔记本里的梦魇录》，需要再斟酌修改。最后他告诉我，这份诗稿通过了！

这么轻易过关，那一刻，我几乎要产生不真实的感觉了！没想到，传说中的“魔鬼教练”是这么的和蔼、平易近人。我长舒了一口气，感觉身上的压力瞬间降减为零。

在我们这一组，我修改的诗稿是最早在周所同老师那儿获得通过的，因为我是第一个胆敢那么早就交稿的。那天晚上，晚餐之后，我们这一组在周所同老师的房间里聚了一下，他拿出我的诗稿，指出修改之处的精到，并号召大家向我学习，学习我的认真与一丝不苟。我感到尴尬与惭愧，但同时也感到了欣慰，这至少说明，周所同老师对我的修改稿确实是比较肯定的，他对我的修改稿的赞赏，不仅仅是出于鼓励。

我们这一组，第二个过关的是邰筐。记得10月11日，几乎是全天，我俩是无所事事的，由于其他与会诗人都在改稿，于是我俩与随从与会诗人们做追踪采访的《文学报》记者、《文艺报》记者去市区四处闲逛，领略塞上名城银川的别样风采。

那一天的晚餐，是本届“青春诗会”的协办单位《朔方》编辑部邀请大家去著名的“老毛手抓馆”吃羊肉，气氛非常热烈。晚餐后欣赏了银川夜景回到酒店，我们这一组的所有诗人都集中在周所同老师的房间，他拿出雀巢速溶咖啡，给我们每个人沏上了一杯——他说，我们这一组全部过关了，而且是最早结束改稿工作的一组。

那一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聚集在周所同老师的房间里，整个房间持久地飘荡着雀巢咖啡的香气。周所同老师与我们谈诗歌的写作与修改，谈他自己怎么处理来稿，谈着谈着，一度把墨镜摘下来，告诉我们，其实他戴眼镜不是装酷，而是由于眼疾，是由于眼睛怕光。那一刻的周所同老师，让人感觉到的只是和蔼，让人感觉到，其实他的身材并不高大，而且他是虚弱的，是上了年纪的。那一晚，除了诗歌，周所同老师还回首了往事，给我们详细讲述了他亲身经历的中国历史上的某段不堪回首的岁月，话题沉重得让人感觉仿佛房间里的空气都出现了凝固。或许是为了调节气氛，后来他又给我们讲述自己的业余爱好——怎么迷上围棋，怎么与同单位的王燕生老师厮杀，直至每周杀上门去，必须杀个天昏地暗废寝忘食。那一晚，我们到深夜才离开，似乎每一个人都觉得意犹未尽……

10月12日开始，本届“青春诗会”已经没有愁云惨雾，因为其他两组诗人的改稿工作也大致都已经过去，大家开始上路采风了，每个人脸上都有了欢笑，还有按捺不住的雀跃。当天上午，我们游览了银川南关清真寺、承天寺塔及其毗连的宁夏博物馆、海宝塔；下午，则去了贺兰山的贺兰口，去观看贺兰山岩画。贺兰口位于贺兰山中段，山谷两侧数百米长的山岩石壁上，随处布满了构图粗犷、朴实而又奇异的石刻，它们以特有的方式记录了远古人类游牧、狩猎等生活场景，让人叹为观止。

杨邪  李小洛摄

在贺兰口的一条小溪里，我正踩着溪水边的鹅卵石走，岸上的李小洛在喊，说要给我拍张照片，以后可以印刷到杂志上。我左手握矿泉水瓶，瓶盖还在右手心，笑着抬头，准备摆一个什么样的姿势，而举着单反相机的李小洛说她已经拍好了。一会儿后会合，李小洛给我看了一下相机里的照片，当时的我根本没有意识到，脸上还带着些许少年感的这张照片里的这个三十五岁的男人，相机定格的恰好是他一生中颜值处于巅峰状态的那一刻。这张照片，后来被我年幼的儿子设置成了我的手机墙纸，我一直没有更换，每一次拿起手机，它都会闪现，它是我曾经青春过的最有力的证明。

从贺兰口回来，我们去了小说家张贤亮先生的镇北堡西部影城。那是在明清时期的边防城堡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具有西部特色的影城，《牧马人》《红高粱》《大话西游》《新龙门客栈》等影片都在这里拍摄，中国电影就是从这里走向世界的。那一天晚上影城边上的兰一山庄。兰一山庄的设计别具一格，后来才知道，它的设计师正是策划设计了镇北堡西部影城的画家、著名景观设计师韩云峰先生。

面对别致的山庄，想到我们将在这里晚餐、朗诵、联欢，而我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妥。对了，是浑身汗津津的，大煞风景也。于是我在房间里冲澡。当我更衣赶去餐厅大堂，发现大家似乎都没有像我这样有洁癖，他们早已就座。后来我只得在最靠前的一张桌子前入座——邰筐已经坐在那儿，其他的多是生面孔。坐定之后我才知道，同座的多是宁夏电视台的帅哥美女。那晚我喝的是啤酒，我的酒量是众所周知的好，但酒风也是众所周知的不好，可是那晚我的表现非常不错，也许是山庄太美了的缘故。而正在这个时候，我与王燕生老师短兵相接了。

对于我来说，《诗刊》社资深编辑王燕生老师一直只是个传说。直到本届“青春诗会”报到那天，猛然看到一个身材魁梧、满头银发、表情威严的老头子，这才在心里惊呼了一声：“呀，王燕生！”后来分组改稿，据说在他分管的组里，他当众训了某诗人一顿，言辞非常尖刻激烈，对方几乎都要哭了。

王燕生老师是中途端着白酒过来的，然后与我同坐一桌。他为什么过来呢？当时我以为是美女的缘故，后来才意识到自己不该这么想，他应该是冲着与我同座的邰筐来的，他们是同乡。记得王燕生老师对我说：“诗人怎么能喝啤酒？诗人要喝白酒！”这话多好，多有煽动性啊，于是我马上不喝啤酒了，改喝白酒。我平常几乎从不喝白酒，但也有过赌气一口气干掉一小碗白酒而引得满桌子人逃跑的壮举，所谓艺高胆大。

那晚我喝得非常豪爽，究竟喝了多少白酒，已经记不起了，只记得越喝越起劲，有点儿没大没小，王燕生老师多次劝酒，还亲自为我倒酒，我是来者不拒。前面说过，我的酒风是众所周知的不好，之所以不好，是由于理智；那么，当我酒风好得不得了的时候，那是让理智靠边站去了。不过，当就地举行的朗诵会开始的时候，我还自以为理智地有意识地检查了一遍全身，觉得自己一切正常，然后我还临时为自己整了个噱头，坦然上台了。

我站在聚光灯下说：“我原本为这次朗诵会准备了三首诗歌，但是情况有变，刚刚收到准确的消息，今晚宁夏电视台在这里录制节目，这个朗诵会会在电视上转播，所以我认为自己的三首诗至少有两首已经不适合朗诵了。”接着噱头开始，我从裤兜里摸索出自己的新作《这首诗肯定不能够流传》的打印稿，然后大呼不对，说：“刚才让王燕生老师灌了不少的白酒，眼睛看不见文字了。”我清楚看见，台下一片哗然。我说：“谁能借我一副近视眼镜？”坐在前面的苏浅反应最快，摘下眼镜递了上来。我戴上眼镜，突然又大呼起来：“不对呀，怎么戴上眼镜更不行了？”我清楚看见，台下一片惊讶，很多人张大了嘴巴。最后我说还是别戴眼镜了，我把眼镜放入裤袋，开始了朗诵。

虎头蛇尾的朗诵结束了，可是我还没下台，王燕生老师就开始发难了，他大声说：“一个诗人，怎么能连自己写的诗歌都不能背诵呢？”我只听见这一句，也许当时他还说了别的话，反正是，全场突然静了一静，许多人脸上露出了惊愕的表情。作为示范，王燕生老师随即在原地朗诵了自己的一首很长的诗歌《雪地上的鸟》，他朗诵得声情并茂的，当然，手里没有稿子。我入座听完他的朗诵，再次站起来，来到他的边上，笑吟吟地听他举着话筒说话，然后在他停顿下来时我说：“不好意思，我真背诵不了自己的诗，要不这样，我再背诵一首别人的诗。”说完我就去拿王燕生老师手里的麦克风，可是他攥紧了，说：“我还没说完呢！”好不容易等他说完，我再次上台，朗诵台湾诗人洛夫的名作《金龙禅寺》。其实我是多长了个心眼的，我在上台之前，为了万无一失，还默背了一遍。对《金龙禅寺》，我不仅熟悉，还有过比较深入的研读。然而出问题了！绝对是酒精的缘故，我背诵了两行，大脑突然一片空白，我说我重新再来，大家都露出了宽容的微笑，而我重新再来时，真该死，又卡壳了。后来我终于背诵完了，但我自己知道，至少台下也有一部分倾听者知道，其实我还是未能完全准确背诵出这首短诗的结尾……

我下来时，王燕生老师又说话了，说什么，我没听到，不过我觉得不难想象，要么是继续抨击以我为代表的“带稿朗诵派”，要么是他针对我的背诵卡壳，甚至可能是他也发觉了我没有完全准确背诵《金龙禅寺》，进行了进一步的抨击。如果是前者，我不觉得难堪，一是在我之前上台的诗人，都是带稿子上去的，我只是被抓了典型；二是，我们年轻一代与王燕生老师那一代诗人的写作方式是不一样的，他们是“吟咏派”，这决定了他们对自己创作的诗歌的每一行每一字的深刻记忆，而我们是“无声书写派”，这决定了我们对自己创作的诗歌的每一行每一字的纷繁记忆，至少在两种创作方式上，没有可比性，也不必厚此薄彼。当然，如果是后者，我更不觉得难堪，因为这都是酒精惹的祸，像我这么理智的人都能喝高，然后背诵卡壳，这也许堪称佳话——事实证明，后来马上就流传着有关朗诵会上杨邪酒后抢夺王燕生老师麦克风的佳话了。

那晚的朗诵会，后来是以歌舞结束的，许多诗人上台表演，及至灯光退隐，金蛇狂舞……但大家还是意犹未尽，散场后我邀约了好多人到我与单永珍的房间里继续聊天，场面火爆。待到深夜大家尽兴散去，我与单永珍各沏了一杯茶上楼，放到床头柜上，原本准备继续聊天的，可是两人很快进入了梦乡，第二天醒来，发现两杯茶还是满满的。

在我的记忆中，始终有一个错觉，仿佛整个“青春诗会”，就在兰一山庄的那一个狂欢夜结束了。事实上，当然不是。

第二天早晨我起来散步，一出门就碰到了李小雨老师，她面色凝重地询问起我在昨晚朗诵会上的感受，并且为王燕生老师的“发难”表示歉意。她是个厚道、善良的人，应该是担心那样的大庭广众之下我会扛不住吧，可是最后她在我脸上看到了溢于言表的喜悦。我告诉她，王燕生老师是一位特别值得大家敬重的前辈，昨晚上他也是借着酒性，快人快语，其实说得对，只不过我们年轻的诗人不会背诵自己的诗作，这是由于“无声书写”的写作方式导致的，也无可厚非。

第22届青春诗会合影

那一天是10月13日，我们在早餐后去了塞上江南枸杞观光园，然后拜谒西夏王陵，通过神秘的西夏文字感受西夏王朝。下午，去了著名的沙坡头滑沙，我第一次看到真实的黄河，也是第一次真切地目睹沙漠——黄昏时分，坐骆驼深入了腾格里沙漠。第二天，10月14日，我们由中卫市区出发到达同心县，参观同心清真大寺、红军纪念馆，然后奔赴由于缺水而闻名世界、被联合国列为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域之一的西海固。第三天，10月15日，我们在固原市泾源县参观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探访泾河源头凉殿峡，然后在雄伟的六盘山坐车盘旋而上，去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当天下午，在固原市郊的战国秦长城遗址，诗人单永珍与老家同样在固原的诗人高鹏程跟大家提前告别，车轮即将启动的一刻，高鹏程再次上车挥手，单永珍站在路边，竟然失声痛哭，当我按下快门拍下单永珍泪流满面的镜头，大巴已经一路扬起了灰尘……

固原市几乎位于宁夏南端，而银川市差不多在宁夏北端，从固原市到银川市，贯穿宁夏大地，行程三百多公里。当我们回到银川市，天已经入黑。“我们等得花儿都谢了！”这是某两位在银川等待着请喝茶的朋友发送给当时坐我身边的一位诗人的短信。在银川，我们的“最后的晚餐”是涮羊肉火锅。晚餐前，恐怕所有人都饥肠辘辘了吧，而我清楚记得，我是不断抚摸着肚子接受了李小雨老师的单独约稿。她说希望我能写一组作品登上《诗刊》的“每月诗星”专栏——后来，这个愿望，我和她都因故落空了，但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当她转身离开的一刻，我想到了一个问题。我在想：一个诗人参加“青春诗会”，可能会有两种结果，一是他从中获得了什么，“青春诗会”成为他人生中的华彩乐章；二是，“青春诗会”仅仅是他人生中的一个插曲，他以后的创作，将为“青春诗会”本身带来什么，以此为“青春诗会”增添光彩。

2014年5月26日初稿

6月3日至5日修订

编辑：张永锦

二审：牛莉

终审：金石开、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