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新诗的合法性重新开始受到质疑。在此我想先澄清另一个问题，一种看法认为，我们当代诗歌写作仍然受困于诗学装置，在这种叙事中，90年代的诗歌似乎获得某种繁荣的景象，但不论是对于支持90年代诗学的人还是反对它的人而言，都应该意识到了这种繁荣景象（如果是真实的）仅仅是诗歌圈子的游戏，对于大众而言，诗歌（乃至整个文学）开始走向边缘。这种边缘化的诗学后果之一便是“诗歌”是什么成了问题。

我认为这一危机之产生有两重语境值得关注：一重语境是世俗化的冲击，这种世俗化来自两种并不相同的力量的合力；另一重语境是与宏大话语相对的一种解构性的话语，我把韩东、于坚、杨黎，以及后来的沈浩波、尹丽川等人部分影响深远的作品放在这个脉络中。这种力量一开始带有很强的文化政治学意涵，从20世纪70年代末一直延续到90年代，终于开出了“恶之花”，它后来更与另一种力量结合，即商业化带来的更彻底的世俗化。作为一个隐喻，很多口语诗人都兼职从事商业活动，乃至成为文化商人。解构的世俗化与商业的世俗化都在消除着诗歌原来所意在表现的“诗性”。这类诗歌在语言形态上往往有口语化倾向。明白如话的追求、革命诗歌的平民化追求、对民歌的吸收等，本来都可以作为为诗歌口语化辩护的理由，但在后来的历史脉络中，各种内外部要素糅合而成的革命诗歌把口语转化为象征性的语言，这种看似口语化的诗歌实际上多是由象征性意象构成的，只是在特定语境下被识别为口语，而不再是真实的口语。在一种历史主义的思维下，对这类诗歌的超克（借自竹内好《近代的超克》）驱使第三代诗人一开始就放弃了溯源的可能（后来为口语提供辩护时，很少有人从此着眼），而是径直走向了解构性话语，或者神性话语。就后者而言，早期的张枣、柏桦可以看作是对历史意象的神话化，80年代的海子、西川可以看作是对超越之维的追求，但这些路都在90年代初走向了各自的困境。在世俗化时代中，面临着“降格”，“祭司”成了“知识分子”，统一的世界碎裂成“档案”，这一路的延续与发展与本文所讨论的话题略远，我们暂且按下不表。

解构性话语本意在于撕开象征的面纱，直面现实生活，重建一种诗学，使得读者可以直观诗歌。不过何谓“现实生活”，却比他们所普遍以为的更模棱两可和暧昧不清。一种想象中的日常生活，作为没有统一性的世界，过于限制的视角中的世界，是否能够承担起这个“现实”，实在可疑。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被掏空的现实，是“个人化”“风格化”的世界。这反过来也限制了诗歌的可能性。这个世界本质上接近于黑格尔批评过的浪漫主义，这种浪漫主义好像在谈论世界，实际在谈论自我，或者说在重复空洞的自我。自我的过度扩张，以自我、主体取代了世界、客体，诗失去了与实在之间的内在联系。直面现实的诗学走向了没有现实的诗学，这一悖论导致了内爆。所以在商业化的浪潮中，受到冲击的不只是某一类诗歌，而是诗歌本身。诗之观念，其内涵和意蕴随之变得含糊不清。一些具有广泛社会性影响的诗学事件，诸如梨花体、余秀华事件，都可以作为新诗之观念内在瓦解的表征。

二

上述语境为我们理解新媒体环境下的诗歌现象提供了一个背景。很多争议之所以产生，就是因为“诗”是什么重新成为问题，各执一端，而争议纷纭。很多主流诗人对新媒体诗歌的批评就是建立在对旧有诗歌观念的想象之上的。不过主流诗人的意见和观念并没有太多权威性和必然性，就像遗老们的帝国想象并不能挽狂澜于既倒。虽然主流诗人们的意见也并不统一，但在我看来，他们还是普遍预设了一个根本性的观念：他们想象了一种本质化的诗歌，这种诗歌可以脱离媒介载体而存在，具有实质上的同一性，贯穿古今中外，四海一如。这种诗歌具体是什么，他们也很难说清，但他们可以以一种略带神秘主义的口吻谈论它，并以之判决不符合他们想象的诗歌。但是这种对诗歌的想象并没有得到过很好的辩护，它和一个教徒宣称自己的信仰是绝对普遍的没有本质区别。这里的结果就是，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宣称自己获得了诗歌的真理，而拒绝对话，并以之贬抑异见者。从屈原到埃斯库罗斯，从惠特曼到莎士比亚，从冯至到韩东，从史诗到抒情诗，从骈文大赋到元曲小调，从律诗到自由诗，从口颂的诗到打字机上的诗，等等，在说明各种各样我们称之为诗的东西有何种关系时，我们兴许可以找到历史关联，却难以找到一个关于“诗”的本质。至少我们可以说，这种本质不是不证自明的，不能诉诸“因信称义”。这是一种诗学上的民主，这对于习惯于以天命自负的人来说，确实过于困难。读史蒂文斯、希尼的人，并不比读民歌民谣的人更接近诗的本质。诗歌的本质主义是古典时代之痕迹，而不是诗歌真理之证据。

我以为，新大众文艺时代对于当代新媒体诗歌现象的同情理解，应当以这种开放的视角出发。其实称之为“新媒体诗歌”本就是一个不恰切的命名，20世纪末，我们讨论在网络上出现的诗歌时，描述数字技术生成的诗歌时，我们已经使用了这个词，与之相关的表述还有“网络诗歌”等。而我在这里想去讨论的现象可能更具体，是指诸如抖音、小红书、B站上出现的新大众文艺诗歌现象，它不限于诗歌的写作，还包括诗歌呈现。这些平台都不是单纯的文字平台，所以对它们的理解应该与平台的属性联系在一起。图像、视频对于这些平台而言是规定性的，而且往往还伴随着音乐，或曰声音，点评、转发也构成了这些平台的规定性，因而对这些新大众文艺中新媒体诗歌的理解，如果仅限于文字分析与褒贬，那么将是不得要领的。诸如惊竹娇、落尘白之类的抖音诗人，从修辞与风格上看，他们的诗歌作品更接近于席慕蓉、汪国真之类，如果以现代主义（以波德莱尔、艾略特等为典范）的尺度看，实在难登大雅之堂。将他们发布的作品作为一个整体去理解时，我们会注意到更多的东西：他们的作品几乎都有背景，即使是纯色背景，也非一般书页纸张的形式，而更接近于“信笺”。而有一些诗更是在背景图画中出现，它所因袭的形式也更近于题画诗，而非一般的诗。题画诗虽然表面上可以与画分离，但是分离之后，是否可以再被理解为题画诗，大可置疑。画中有诗，诗中有画，是这些题画诗的规定性。有些抖音账号专注于主播读诗，读的可能是网红诗歌，朗诵方式也未必如传统诗歌朗诵那般抑扬顿挫，因而显得不伦不类。相较而言，一些公众号上的诗歌反而显得老派，虽然不少仅限于音频，但也让它更接近于歌诗，而非诗歌。如果对它们的理解仅限于传统的诗之维度，显然难以说明其成败得失。对此，我们需要新的理解范式，而这似乎还有待我们去建构。

三

在此我并不想评断新大众文艺中新媒体诗歌之好坏。褒贬之前，先是分析，再提示说明对这些现象的理解不能忽视新媒介语境，以及媒介变迁之影响。在经典诗歌观念逐渐瓦解等多重因素交织的困境中，我们正面临何种不确定性？可以说一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这种不确定性无法通过重申传统观念来得到化解。对于媒介变迁之影响的强调，是在进一步质疑那种认为诗歌是可以离开媒介去抽象谈论的观念。例如《星星》诗刊发过AI音乐与诗歌关系的文章，其实就已经涉及技术、媒介对于诗歌内在本质的修正，只是他们多少仍持有诗歌本质主义的观念，仍然把媒介看作是“用”，而未能明确把它们视为“体”。

“体”之变似乎要求我们重新理解新媒体诗歌。不过从现状来看，新“体”在实现自己的方式上尚在摸索与形成之中，因此我们尚难以命名“体”，更遑论就“体”而言“诗”了。而从创作的成绩来看，这些作品也许尚不值一提。但一再出现的争议提示我们危机与变革的必然性。新体之变多端，举其一端，可及其余。从其表现形式来看，它似乎回到了一种诗歌与其他艺术或文化门类密切相关的状态。图像、诗歌与声音等，在新的媒介形态下，或野蛮或文雅地扭结在一起，获得了一个新的形态。这时候我们也许还会想到在一些文艺电影中作为图像修辞的诗歌，诸如毕赣的《路边野餐》，有些生硬地把诗歌与影像放在一起。而在诸如慕容引刀的漫画中，诗或诗一样的句子与图像获得了近乎贴合无间的表达。诗耶，画耶？这在丰子恺的漫画中早就有经典的表达。这种媒介形式的互动在当代是一种颇为普遍的现象。这表明，虽然我们总是把诗歌当作语言的艺术，诗歌本身却似乎并不把这视为固化的本质规定，而是在寻求界限的跨越。其实，当年超现实主义就有对图像诗之追求。当然，图像诗的传统非常漫长，中国古代就有回文诗等形式上的游戏，现代也有鲁迅的宝塔诗，后来对马雅可夫斯基楼梯诗的模仿等。与音乐之关系更不必多言，甚至有人把音乐性看作诗歌的本质。诸种门类之间的互映一直普遍存在。如果我们回溯到人类之初，诗歌与音乐、舞蹈、宗教等更是不可区分。现代语境下对诗之本质的纯化反而是一种异类，在我看来，那是变异之后的浪漫主义：象征主义与唯美主义的奇怪后代，它们并不能垄断对诗的解释权。由此，一种退缩回去，寻找纯诗的态度，认为找到诗歌的本质就能回应挑战，这无异于痴人说梦。

用这样的目光审视新媒介上的诗歌现象，我们就会看到这种现象上新旧要素的奇异糅合，甚至在有些人看来，它似新实旧。新大众文艺中新媒体诗歌有如此多的旧要素，不等于是旧要素的复辟。我认为应是新空间的产生在召唤新的内容，在缺乏足够的素材时，不得不征引旧要素以张目。新媒体诗歌看上去如此陈旧——往往喜欢国风风格的意象、词句，小资情调的图像，以至于我们忽视了它背后真正的变革性要素。它在新媒介之上的呈现，与往日模式有外观上的相似性，而这在我看来是表面的，其实质已经不同。

哈贝马斯对诗歌语言与散文语言有一个有趣的区分，两者区别在于散文语言是在陈述世界，而诗歌语言是在创造世界，一种人化的自然。在他看来，诗歌是一种开创性的力量，此处并未把诗歌视为一种体裁。在这种意义上，黑格尔、马克思才是真正的诗人，而我们认为的那些诗人，如果只是讲些陈言，似乎还不是诗人。这是富有启示的说法。虽然我们可以质疑，对于创造的推崇自有浪漫主义的根源，但这确实提醒我们，诗歌不是一种固定的形式或内容。这也支持和重申了我之前的看法，仅把诗歌看作语言的魔法是不够的，除非我们已经在讲新的语言就是对世界的创造。甚至把诗歌限于语言就是一种误入歧途的偏见。我以为这样的态度同样可以移植到关于诗歌的新现象的理解上，世界有待开创，诗歌也有待发明，我期待对诗歌的再次发明。当然，急着拥抱或者急着贬抑“新现象”都不是好的方式，还是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