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五四运动后新诗蓬勃发展以来，各类诗的风格流派便层出不穷，且整体呈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之前曾经听到朋友评价某首诗晦涩难懂，诗中的意象光怪陆离，不知言之何物。值得担忧的是，这种现象目前并不少见。   

      著名诗人艾青在他的著作《诗论》中提出：“诗是诗人对外界所引起的感觉，注入思想感情，而凝结为形象，终于被表现出来的一种“完成”的艺术。”这样的艺术的语言，纯粹的语言便是诗。那么何为好诗？我谨认为，在高雅性与群众性间找到平衡的，应该是大众意义上的好诗。
      一首诗是“雅”还是“俗”该如何定义？对于这个问题许多学者都有不同的答案。我谨认为，主要是诗本身所写出的意象、所裹挟的感情与表达的思想决定的。而且在这其中主要的影响因素，应当是诗的感情与思想。诗所写的意象终究是为诗要表达的思想感情服务的。举例可知，同样是写饮酒，有的诗写诗人把酒饯行，突出依依惜别之情，如妇孺皆知的“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有的诗描绘饮酒人洒脱豁达的生活态度，如杜少陵写李白“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还有的诗描摹饮酒时人豪爽的江湖义气等。可有的诗意象中也有酒，却写官场推杯换盏、奢靡享乐，展示出一种高人一等的姿态，这样的风气需要肃清；还有的诗一味的表现出借酒消愁、悲观厌世的消极态度，对读者产生一定的不良影响，这些亦是不可取的。这种诗就脱离了“雅”的范畴，落入俗套。即使他们用多大心思雕琢文辞，这些诗的主旨与内涵在当今看来已经偏离正确的价值观，不能成为好的作品，更不会带来好的影响。
      所以，只要诗的主旨与内涵积极向上，符合时代价值观，符合我们内心的道德准则，它便是雅的。很多农民或工人出身的诗人与作家，他们的文字往往粗犷而简洁质朴，在某些批评家眼里，甚至还带着“土气”。但是他们亦能表达出强而有力的时代声音，受到读者的广泛认可与学习，因为他们的文风是正的，他们的诗歌作品有土地的博大与朴实，有劳动汗水的深深烙印，更有家国的真挚情怀。由此看来，只要保持创新，保持正确的创作态度，加以不断的学习与积累运用，基本上就能避免落入俗套，向真正的“大雅”境界不断迈进。
      要找到平衡的，不光有“雅”与“俗”，还应该有“虚”与“实”。
      虽然现代诗之中有现实派与朦胧派等诸多不同的诗歌风格，但是所谓好诗统一的标准，不应该是过于缥缈虚无的无病呻吟。我们当代的诗，这一类现象尤为增多。甚至部分诗只是诗词意象的拼贴，旁人看来杂然无章，让人不知所云。这样的诗是没有精神实体的，只能当作一纸文字，其意义便说不清了。即使历史上不乏许多引人哲思的看似“虚无”的诗歌，但是当今更多的作品，是有故弄玄虚与哗众取宠的嫌疑。这样的不正文风是我们需要抵制的。艾青在《诗论》中提出：“艺术的语言，是饱含情绪的语言，是饱含思想的语言，是形象化的语言；语言里面必须富有暗示性和启示性。”这也是为我们当代的大众诗歌文学创作的语言方面提供了一个准绳。所以即使诗歌创作的自由是不应该受到任何限制的，但是诗歌创作的初衷和其根本性的目的不应该背离与改变。在我们所创作的诗歌时，最基本的便应该是言之有物，从诗歌中实实在在提到的意象，合理的，自然的上升或者跳跃到自己表达的情感倾向，能给予读者相应的精神导向，最好能让读者读完之后有所共情，有所感悟，有所思考。而不是使读者云里雾里摸不着头脑，只看见满篇虚词，或是陷入到多种意象来回跳跃的弯弯绕绕里。而要做到这一点对于不同的诗派风格与诗词的意象情境来说，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虚与实的标准。作为诗歌的创作者，我们应做到的是心中有一把尺，依照道德标准与核心价值观及自身的境遇品行做好诗词的意象所言、情感倾向与精神导向的把控，努力让创作的诗歌成为艺术的语言、情感的语言、思考的语言、启示的语言、纯粹的语言。
      作为新时代的诗歌文学创作者，我们的诗应该不仅仅要用作记录自己的情感与生活，还应该有寄托和承载我们对于社会与国家情感与思考的责任感，并且尽力将这份责任感付诸于行动。推动诗歌文化的多元化发展，让孤芳自赏的个人主义诗歌文学转变为兼具高雅性与群众性的人民诗歌文学，将诗的呼吸与时代的脉搏紧紧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