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当代诗人亚当·扎加耶夫斯基说过，“诗是内心生活和某个外在事物的冲突，但是，一定还存在别的东西——活力。没有活力，我只会有沉默和忧郁的日子。换一天，我感到激动，而且有一个内在的东西，在我里面，那种无声的惊奇”。事实上，“冲突说”一直是西方文论诗学路径上一架踢踏不已的马车，亚里斯多德、弗洛伊德等是其中声名显赫的司乘人员。中国诗文评中的“诗，可以怨”、“发愤著书”、“不平则鸣”等诸说也是为稠人广众所耳熟能详。不仅在创作上颇有建树，而且在理论上不断修为建构的草树在这部诗集《淤泥之子》（湖南文艺出版社，2021年10月）中，总体而言其生命体验和诗学机制大体切近扎加耶夫斯基所言。“无声的惊讶”作为生命智慧、诗性智慧从中吐露出自我个性的潜沉力量。草树的诗歌生发点细腻、敏感，在常人熟视无睹的事物中能见出令人品咂再三的感触和兴味来，并在表达机理上拒绝一呼百应的腔调和巧舌如簧的修辞，善于捕捉和营构意象，让诗意自行溢出，进而规避了中国古典因“怨”“愤”“鸣”等伴生的、次生的过度抒情。诗始于惊讶，也终于惊讶，弧形的精神轨辙生动地诠释了“诗，是和解的”。

1、 仁者情怀和解人际

以数据核算和效益竞争为发动机的现代化风驰电掣，人际的紧张堪称于今为烈。整体人文环境的风高浪急，自我内在的紧张、对立，矛盾也是触手可及，令人步步惊心。叔本华的“欲望”说和在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都是充分的见证。李泽厚在学术生涯后期中所揭橥的“情本体”自有应对现代化乃至后现代化的“恶果”的动因之一。“沐浴人际的温暖，共享欢乐的春天，珍视自己的情感生存，使生活成为艺术，流连于生命的故园情意”，此乃李氏所阐扬的“立命”。这就是向诗乃至本体的诗意进发。仁者诗学是有将传统儒家诗学予以创造性转化和现代性萌蘖的内在脉络之一。

首先，接受现实中的自己。对自我的接受，既是个体意识的觉醒，也是宽恕精神的流溢。“我穿过无人的人群/月湖树木里长椅虚位以待/浏阳河堤上每一块草皮都可以做蒲团//一个孤寂的位置波光粼粼”（《位置》），“我”在名利场上不再有一席之地，但在精神空间中安稳如常、沉着自如、随心所欲，岂不快哉？与之“低音”合唱的作品还有《身份》《鸽子信》《门铃》《结巴》等等。一般而言，倍感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总与“我”本身的生存境遇和自尊心过甚相关。不过，与其纠结他人和社会，由此反躬自责和懊丧不已，而不如在另一个空间中学会接受自我、升华自我。这一如《结巴》中所写道的“我”不善于在交际场上一展身手和哗众取宠，但回到家里，展开自我心灵对话、灵魂的谈心，“没有打断，当然没有结巴/没有炫耀，自然也不需要掌声/聊啊聊，现在以一片键盘的噼啪”。这不是斗气性地“自我膨胀”，而是自我的适切回归。直面自我、敝帚自珍，怀拥“存缺”意识，内心因此变得宽松裕如、淡定安顿。一句“对自己好点”的口头禅，道出的是人们意识到学会接受自我的切要性和可行性，诗意向着世俗流淌。

其次，善待生活中的亲邻。汪曾祺认为，孔子本质就是诗人，其理由基于“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诗意场景。在当代语境中，在精神层面上重提善待亲邻，也包含一定的主体间性意味，毕竟以讲实利威望为中心的传统家族观念渐行渐远。人世间如果绽放的是骨肉相连的温热可亲，大地是诗意可居的。《结》写的是一对堂兄弟，因为地基而结下私怨。为了化解彼此心结，两兄弟决定杯酒浇块垒、泯恩仇。出乎意料的是其中一位不胜酒力，倒地醉亡。宿怨非但没有解决，而且立马升级。末了，通过问卦——人神沟通——死者在冥间不复力求自家子弟怪罪对方，方才使得双方家庭心结化解。作品真实地“虚构”了“神”的存在，“神”于中的至大意义便是他的“不计前嫌”和“以德报怨”。诗性和神性在深层次意义上是相通的。善待是不以换取任何回报的目的，求仁得仁，仁是最后和唯一的目的，正如《结》中的“死者”力求终结冤冤相报，这行为之于他本身而言毫无意义，毕竟他已入土为安。《告别》《风继续吹》《光》等多个篇什是写给逝去亲人的悼词。这既有常态化的伤逝意绪，更有“‘亲’不待”的无奈，“往日不可谏”。《裂隙》则以“家族史诗”方式哀叹家族和普遍人际的“裂隙”。《暮晚》《微光》《绵延》这些诗作通过细节表达亲情之动人，具有极强的感染力。

《致女儿》《看女儿弹琴》以及类似诗篇在《淤泥之子》占有不菲的数量，相关内容并没有通向父爱如山之类的自我夸饰，而是通常与对青春、对美丽的欣赏和艳羡交织在一起。确乎，怀抱仁心往往意味着“善”“美”“真”三位一体。写给妻子、写给爱情的诗是诗集中又一道风景线，《结婚证上的照片》《红色高跟鞋》《吸奶器》《在一起》《菖蒲颂》《为妻子生日而作》等。它们与诗作《父亲》等一样尽量不做“天下第一情”式话语喷泉，让人还原成人，让细节说话，让真实在回忆和现场中“客观”再现，譬如一双红色高跟鞋曾引来“警察抓嫖”的闹剧（《红色高跟鞋》），但青年爱情的凌乱和“残酷的真实”莫过如此。最好的善待即以真正的“人”眼看待所有的亲情。

最后，“和同”周遭中的人世。《万物各安其所》中以“糖果”、“鸡蛋”、“月季”、“黑夜”等排比意象各得其所、美美与共，应该放弃：“不在某个狂妄的人身上纠结/就是恼怒于网上日日新的荒谬”，这不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而是自由精神、大同意志的潺潺流水，“虎刺梅的刺有毒/并不飞出来扎你一针”，有类警句写作，但不失点睛。从这个角度而言，提倡“消极自由”的以赛亚·伯林原本是一个诗人。“他们在说什么，我不知道/我震惊于他们和湖堤上杨梅树本身/构成一种不可言说的言说”（《年嘉湖偶感》），万物都有言说的均等机会和权利。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拒绝某一主体的嗓门独开。作品在抒写一派“岁月静好”的意境之外，也是寓含着万物齐齐、美而不言的神秘体验，而这些正是源于康德所说的“静观”之结果。《北京的乌鸦》《银锭桥》《故宫》《颐和园》等“纪游”而非“采风”类的作品同样显示出作者“平视”或者说是以长镜头扫描人间风景的话语姿态。“惯看秋月春风”，既是冷峻中的热情，又是热情中的冷峻，在“齐物”中诠释了何谓礼节。

2、 勇者气魄和解事“执”

《维摩诘经》认为，“生灭为二。法本不生，今则无灭，得此无生法忍，是为入不二”，因此破除“法执”；《唯识述记》云：“烦恼障品类众多，我执为根，生诸烦恼，若不执我，无烦恼故”，因此破除“我执”。破执的精神内核之一就在于达成和解，其中就包括自我革命的成分，需要勇气流贯其中。诗歌创作在本质上也是一场破执，诗与禅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也是不争的。“一念放下，万般自在”，《淤泥之子》忠实地呈现了抒写者在对待许多让人颇费纠结或者情何以堪的“古今之事”上，终而释然、坦然的心路历程。这样的和解过程，同样就是因心灵的异动而产生“诗”的过程，无论从生产机制还是美学意蕴而言。

第一，以欣赏者的眼光化解“奇异”之事。古希腊认为惊异是哲学的发端。作为诗性思维的遗留，惊异往往是与人的天真和童趣品格联系在一起，它意味着世俗和世故的尘埃油垢掉落下来，毫无机心对着生活和外在世界保持好奇心，并为通向进一步的探索、钻研乃至 “惊人发现”做有意无形地铺垫。当然，惊异也有可能沦为恶趣的，所谓“少见多怪”，一味沉溺在猎奇之中，无疑是暴殄天物。所以，采取何种视角和态度看取、理解奇异之事就十分关键。投以欣赏的目光，就是逆转恶趣、实现诗性拯救的重要路径之一。这一貌似轻若鸿毛之举，实则有无声惊雷般的勇气在潜运。《房卡》记叙的是入住宾馆的“奇遇”。“一种奇异的喜悦涌上心头/墙上的挂画，书架上的小说和诗集/无不勾起我的好奇”，因为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便是宾馆即为落脚点，诗中的宾馆却有点不类如此，它还是文艺爱好者的温馨家园。“拉开窗帘，异乡的万家灯火闪烁”，从欣喜到欣赏之情溢于言表。《不在》实际上是对“不再”的反思，妻子某个时刻在餐厅的举手投足让“我”惊艳、走神，她年轻时的动人之处似乎又回来了。妻子的美是一直“在”的，而“我”波澜不惊，是因为岁月不居和生活的一地鸡毛，两人“不再”营造情爱的氛围和“我”对妻子投以深情一瞥。《初雪》从标题上都会给人以美的无限遐想。作品描写了大人撒谎隐瞒人数借以逃票之际，冷不丁小孩子主动交代身份要求补票。小孩子的言行让人“猝不及防”，俨然戏剧性冲突莅临，而另一方面它又是从本源上诠释了何谓本真无邪，令人赞赏，也就是融化了其中的紧张和意外。如果人们从不对“谎言”和“有机可乘”心存侥幸，而以真诚、真实为理所当然，诗也就毋庸存在的理由。诗的天命之一，也就在于召唤和拯救。

第二，以物性审美转释眼前“意难平”之事。（《雾霾诗》）是有感于各种“烂诗”将诗坛搅拌得乱云飞渡、乌烟瘴气而发。这样局面令有心人愤懑，但“银杏立于否定之中/飒飒抖落开来，如此清晰”，这样审美意象就是一场治愈与修复，在整体写作结构上有种“撒出去”的意味，格局和境界也随之一扩、一新。如果陷入“意难平”中不能自拔，这本身就是以恶制恶的思维，只是杂文式写作的精神构型。物性审美与“意难平”的和解，这不是向对方被动或犬儒式的投降，而是在斗争或者健康的“妥协”中，主体的自我完善与超拔，有雅典娜所抛来的橄榄枝迎面而来。健康的“妥协”比匹夫的“斗狠”更需要勇气和智慧。在结尾部分，通过一个美的意象来转换与类比前文中的“意难平”的情境庶几成为了草树诗歌创造的艺术个性。而且这完全是异于那种以“惊人之句”或者“警句格言”总结全文的写作，禅宗偈子式的意象来得有些“匪夷所思”，但也正是它带来了艺术性的敞开和无限阐释的可能，近乎无事中令人觉得“美”不胜收和“余意”不尽。《水缸》中的“一只瓢在清水上静静浮着”对应着“富裕时代的流失的良心”，《声音中》中的“一滴水的空响镂空了一个春夜”剑指着“说谎的声音就像泥石流”^……都是典型案例。种种“意难平”除了现实批判之外，亦有深沉的悲悯与感触。《篝火》中的“小表弟”离家出走，几乎冻僵，幸有好心人点生篝火予以救扶，扣人心弦得令人窒息，“寒夜大地编织一个灿烂的花环”；《灰之诞生》主体框架是哀悼亲人，以“一朵白云浮在广漠无边的虚空”作结既是祝祷亲人，也是安慰自我。

第三，以时间之问填平“创伤记忆”。“自述身世”占据诗集《淤泥之子》很大篇幅，中间既有“笑问客从何处来”的乡土之隔，又有“血色浪漫”的株洲爱情，还有“三十功名尘与土”的贵州创业……“创伤记忆”是诗歌和文学创作的重要生产机制与情感基调。“创伤记忆”进入美学范畴，其中至少有“两重门”需要洞开，一是有时间之差；二是作者“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人格修养。创作将“创伤记忆”呈现出来，也就是所谓的释放、和解、净化，尽管可能引发一个永恒的、巨大的“创伤记忆”来。《爱情丛书入门》《红卫桥》《魂归株洲》等，都是作者重拾株洲记忆。在时间之手的调弄之下，曾经的慌乱甚至荒诞，都显示了世事的多维和人性的丰富。在“创伤记忆”的背后总体上都凸显出了作者的时间之问。时间之问与“创伤记忆”达成了熵平衡，它提醒主体应对生存本身有所观照。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家乡》《土地》《消逝的土墙》《锅》《老院子》等一组“返乡体”，就不是“回不去的地方，叫故乡”或所谓现代性的反思这样的主题所能予以涵盖的。“蒸汽随风而去/倒磕的锅在荒草中/静静生锈”与开头的“一只锅废弃在后院的杂草丛/静静生锈”前后呼应、一唱一叹，中间缠绕的微型史诗般的家庭风云，“锅”似英雄，威风凛凛，主宰众人的生计，但最终沦为废品废弃在地。时间让事物生长，时间也令它毁灭，时间究竟何为？这样的和解，分明渗透着几分无奈和创伤，但又能如之何呢？大概这就是“生之谜”吧？

3、 智者眼光和解犟理

宇宙大道与人生至理需要哲人用逻辑和体系去推演，这并不意味着诗歌就可以作壁上观。诗歌与哲学只是一墙之隔，诗歌在参悟宇宙和人生时，倚仗的是直觉和意象，这是它与哲学的模糊分界线。理性之光的擦亮，无论是源自灵感的突如其来，还是基于某一社会与自然现象的感悟，都是表征写作主体的心灵和身体异于常态，对置身其间的世界有了新的理解，和建立某种新的关系。按照系统论的观点，一种新的平衡在或悄然或猛然之间必须也可能会建构起来。这样的变化过程，就是诗的产生过程。草树相当一部分的诗歌正是生发于那种对犟理、对执念的和解。相应诗歌的产生既需要勇气，更需要智者眼光。

第一，“向死而生”的价值底音。众所周知，“向死而生，当你无限接近死亡，才能深切体会生的意义”，这是海德格尔影响力颇广的一句名言。它既是生命态度的阐发，更是世界观的表露，也是价值观的折射。它几乎以上帝之口告诫了芸芸众生，“生”本身极其珍贵，而且“死”不可避免也无法顶替的，因此在有生之年不能被身外之物过多缠绕和异化，功名利禄不过过眼云烟，欲壑难填由此而来令人痛苦不堪。认定某一死理和犟理，不惜一切甚至生命孜孜以求，是智慧缺失的表现，活在当下即妙。曾经涉险过生命之危，也渡过商海的劫后余波……当然，也应研读过海德格尔等诸仁，这些都化合成草树在诗歌中有相关价值观的表述。“‘我要死了——’/这个声音像峰顶上/泼溅而下的水花/肉体的熔岩四处流动//多年后我停车宜州静观/那一片喀斯特地形/座座山峰孤立，没有起伏连绵/中间的平畴野花就像一片开放的内景”（《地形学研究》），这首诗在某种意义上便是草树在相关问题上的宣言，也是极其精准、极其形象地诠释了“向死而生”的要义。人要懂得生命的不确定性、短暂性，因为懂得，所谓慈悲，才会以美学而非功利的眼光看待世界和过好自己的生活。《遗嘱附言》可视为《地形学研究》的姊妹篇，强调人生在世应该明白的“无”的意义，“有”是从“无”中而来，必须建立以“无”为根本的精神背景。在《泉水》《梅尼埃小姐》以及长诗《摩阿记》等作品中都写到过与生死、病患相关的场景与细节，它们都抒发了人在穿越灾难后对生命和对世界由衷感到美好的体验。《告别》《风继续吹》《光》等写给亲人的悼亡诗以及《结》等作品，都或多或少地包含着珍惜当下的意味。

第二，辩证性的思维意识。有研究指出，辩证思维是中国艺术的特性。在具体操作上，它会表现为实与虚、多与少、轻与重、主与次等，分别在手法、布局、结构等上的关系处理。就写作机制而言，辩证性思维也是化解写作者内心世界新变乃至矛盾的重要路径，这点是基于前文中所反复地论列到诗歌与文学创造的源泉，就在于创作者内心世界有了体验上和认知上的冲动乃至冲突。辩证思维不仅是诗性智慧，而且是生命智慧和处世方略。《门槛石》中有语句“‘不论怎样改，门槛石不能动’/一代又一代交代的话/如不容触犯的戒律”，这句话所传达的是传统力量的阻碍性太大，束缚着人们前行和进出堂奥的手脚。但诗歌接下来一转：“天地之间一块压舱石/书房条尺压着风吹卷的纸/让写作持续，墨水流淌……”，也就是传统更多的时候又扮演起“压舱石”的角色，它的存在使得所谓的前行和登堂入室更加平稳有序，一如汽车的制动系统。这与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是有着契合的关系。传统既让人气恼，又让人甜蜜，文学是讲究文脉和源流的。这首诗更多的是体现了草树的辩证思维，和因辩证思维所抵达的和解感，以及这种和解感所带来的愉悦感。《石榴》中的“石榴”是孤独一生的，但“钻石生成于孤独中”；《搬家》中的：“电梯没有送到我到达/想象的高度”，但“月亮看上去更遥远”，诗意更延宕；《天堂花园》中的“沧桑得真成了礁石/总有一片海相伴/你的走动便成了我的走动/你的言语便是我的言语”，辩证得都滑入“不可知论”和“混沌思维”之中……相关的意象与表述在《淤泥之子》中可谓是比比皆是。

第三，生存先于本质的现实体验。《礼物》中写到表哥曾经外面找了情人，“我”居然相信了他的“解释”，后来表哥表嫂吵架了，“我”也居然为表嫂“主持正义”，清官难断家务事，结果他俩和好了，“枪口一致掉向我”。“我”陷入了不白之冤，弄巧成拙，上演了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反讽。反讽是现代诗的技术策略，也是现代人生存困境的外化。派生出这种反讽的土壤就在于一些“大道理”往往先行。它们给人以蛊惑，而遮蔽了生长性、偶然性的东西。“大道理”往往是以“过去进行时”为判断依据，要求人们一劳永逸地接受和将其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尚方宝剑。这是忽视了生活本身的复杂性、多变性，也是对人的本质僵硬化理解。理解了生存先于本质，就是对本质论的超越，是对生存、生活的和解。《梦之猫》《猫与老鼠续集》《流浪猫》都涉及对正义的考量。人人渴望正义的荫庇，但正义究竟是什么，大家都可能语焉不详。本质主义是很难经得起现实生活的挑剔，常常落得荒诞不经和狼狈不堪，一如书名和同题诗作取名为《淤泥之子》。个人的生存是被淤泥所粘糊蒙蔽，只有在现在和未来的时间淘洗下，才能看取其中的某些眉目。

“微拱的桥顶和落日平行/光影里的穿梭伴随着/后海波光粼粼”（《银锭桥》），此乃“银锭桥”的一种表象而已，现实却又有另一幅场景：“很快酒吧开始试音/南门涮肉门口在排队/年华转瞬即逝。四处是杨树的簌簌声”，名实不符凸显的正是人的荒诞性。当然，智者不会为之大惊小怪，泰然自若、安然领受。《楔子》讲述了“我”的一个“反对派”，意外身亡，“我”心急火燎赶往现场，而情人若无其事地弃他而去。“对手”的离去，“木条仿佛失去张力。带着微微的沮丧”，其实这才是最大的和解——人生原本一出大戏，没有底本可照演。

小结

上文是从“人”、“事”、“理”三个方面解读草树的《淤泥之子》。不难看出，作者不仅在诗歌的技术处理上颇见腕力，而且是有着相当深厚的诗学积淀。诗人从中显示出不只愿做一个诗歌工匠，而是有着相当的诗学抱负的。从中既有个体的建设性成就，又相应地包含了对当下诗坛、当代诗人创作所持有的保留意见。这些是极其难能可贵的。和解诗学，不仅是提供了诗歌生发机制的一条路径，而且带来了独到的审美意蕴：敏感而闳放，细腻又慰藉，清新但宽厚，理性亦飘逸，还在于它又是将“做诗”与“做人”融合在一切，仁、勇、智是一种新的人文精神建构理想。诗歌从中是见出了救赎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