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们的诗：给妈妈炒雨》，耿立、荒林主编，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3月第一版，40.00元

“真”是诗歌的基本品格，在这本诗集中，基于生命本真、而又在虚幻的时空中展开的诗作比比皆是。

儿童诗就作者而言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诗人给儿童写的诗,这些作者尽管是成年人，但葆有一颗童心，能以儿童的眼光观察世界，写出的诗受到孩子们欢迎，可有时也难免流露出一些“大人腔”“说教气”；另一类是则是儿童自己写的诗，他们不是为别人而写，也不是为某种实用目的而写，他们只是有话要说，有感受要表达，写出的诗句，尽管稚拙简单，却自然天成，是真正的儿童诗。这本诗集《孩子们的诗：给妈妈炒雨》，便属于后者。这些诗歌的作者大多是从五六岁到十三四岁不等的孩子。翻开诗集，读着那些稚气的、奇妙的诗句，仿佛面对着一个个充满好奇、纯洁善良的灵魂，小读者们会从中照见自己的影子，成年读者也会从浮躁的世俗生活中解脱出来，回到自己的孩提时代，让灵魂得以净化，心绪得以安宁。

孩子们能在生活经验欠缺，知识结构不完善，语言储备不充足的情况下写出奇妙的儿童诗，靠的是一颗童心。童心的特点在于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李贽：《童心说》）。“真”也是诗歌的基本品格，说到底，诗是掏自心窝子的一句真话。这个集子中孩子们的诗，所写内容不同，深浅不同，但共同的特点是真，孩子们写诗不需要戴面具，完全出自内心，我手写我口，我口言我心。童心的另一特点是超脱实用，这与儿童的思维方式有密切关系。按照皮亚杰儿童发展心理学的观点，儿童的思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社会化的思维，是儿童与社会打交道时用，有明确的指向性；另一类是我向思维，是一种自我中心化的思维，是朝向自身的，儿童的自言自语便属于这一类。儿童在非自觉的状态下把自己的需要和欲望投射于客体，为自己创造一个想象的梦幻般的世界，它不是为了适应现实的某一目标，而是只求满足内心的欲望。我向思维由于排除了实用的功利俗念的干扰，因而有可能超越诗人所处的具体时空，建立一个瑰丽奇妙、闪耀着自己审美理想的艺术天地。在诗集《孩子们的诗：给妈妈炒雨》中，这种基于生命本真、而又在虚幻的时空中展开的诗作比比皆是。

殷明硕小朋友在吃掉渣饼时，突发奇想：“是谁把吃剩的/掉渣饼扔了/扔在/那漆黑的夜空/一半变成了月亮/掉下的/渣渣/化作星星”（《是谁把吃剩的掉渣饼扔了》）。这样的写法，让人想起诗人顾城12岁时写的《星月的由来》：“树枝想去刺破天空/却只戳了几个微小的窟窿/从那里透出天外的光亮/人们叫它月亮和星星”。这两位小作者，均置星月由来的科学结论于不顾，或者是不懂，却从身边的生活展开联想，对星月的由来做出自己的解释，异曲同工，令人叫绝。

考察一下孩子们写诗的思路，会发现他们大多是从眼前的生活景象出发，但不是遵循寻常的思维路线，而是突然转换方向，迸发诗意。如徐圣乔的《海螺》：“我听到了海的声音”，循正常思路，下边应是对海的声音的具体描摹，小诗人却突然一转：“我想进到/海螺里面，/看看里面/有没有海”，这就把那种喜欢探险、好奇的孩子心境合盘托出了。再如卢君珂予小朋友的《西瓜藤》，也是从眼前见到的景物写起：“西瓜边上的藤是什么？”按正常思路，下边该是对瓜藤的介绍了，但作者却做出了自己的判断：“是电线吗？/西瓜也要充电吧”，一个稚气、天真孩子的形象就浮现在你面前了。再如林蔚然的《晒被子》，也是从日常生活写起，但作者写的却不是常见的被子，而是把受潮的白云看成被子：“天空把受潮的/白云被子/挂在山头晾晒/没想到/山调皮地/伸了一个懒腰/被子一下子/滑了到了/半山腰”——山腰中的白云居然是这样来的，真是匪夷所思！这种随心所欲的想象，打破常规的写法，连成年诗人都不能不佩服。

当然，孩子也并非处在与人隔绝的世外桃源，当他走进成人社会的时候，他所持的观察世界的态度，会与成人的思维方式相碰撞，这在他们的诗作中也有反映。像刘存豫的这首《纸飞机》：“我有一个飞翔的梦/那天，我折了一个纸飞机/幻想它能飞上蓝天/替我向白云阿姨问个好/这时老师走过来了/纸飞机碎了/我的梦也碎了”。

至于成人社会中为追求工业化而导致的环境污染，在孩子的纯洁心灵中更是不能忍受，他们用稚嫩的声音发出了抗议。像穆薇的这首《天空哭了》：“天空哭了/它浑浊的泪水/惊醒了小草、小花//它们问天空/你为啥哭呢？//那黑黑的大烟囱/把我的眼睛/熏坏了”。像郑子都的《海的眼泪》：“谁来保护海/大海像委屈的孩子/那海岸像弯曲的眉毛/一片狼藉/垃圾、污水沾染了她的眼珠/使她睁不开眼/她揉揉刺痛的眼/几滴泪流出/可泪水融入海水/又有谁看得到她的痛苦呢？”

随着年龄的增加，孩子在成长。成长的经历自然会成为孩子们诗歌创作的内容。孩子的生活不只是游戏与喧闹，孩子的心灵也不只是离奇的梦幻，他们也有对自己人生的思考。黄祥钰有首诗叫《我到底从哪里来》，追问自己是怎样来到这个世界的。一个叫明年的小朋友写的《如果克隆一个我》，则展示了真实的我与克隆的我的对话，是对自我的重新发现与真实解剖。

这种成长的历程，在典典的诗歌中有更明显的表现。典典七岁的时候，她把天上的云彩当成绵羊，写出了充满稚气的《绵羊，云彩》；当她14岁，成为少年的时候，她开始思索人生，在《童年》一诗中，她写道：

我背着一个大口袋，/出门去寻找童年。/找啊找啊，/童年终于被我找到了。/我把它装进袋子里，/背到家一看——/哎呀！/童年只剩下一点儿了。/原来，当我翻过高山时，/树枝勾破了袋子；/当我走过平原时，/荆棘刺破了袋子；/当我渡过小河时，/河水浸透了袋子；/于是，童年就从袋子里，/悄悄地溜走啦！/——这个袋子就是回忆。

这首诗的思维方式、所用的口气，都是孩子式的，她把看不见、摸不着的“回忆”赋予了一个“袋子”的外形：“我背着一个大口袋，出门去寻找童年”——抒情主人公的形象何等鲜明！“童年”是这首诗所要写的主题，“寻找”是这首诗的主旋律。这是一首成长之诗，意味着孩子由儿童向少年的转换。

为了保留与强化诗集中的童真童趣，编者还特别请中国摩西奶奶杨佩莲配了插画。杨佩莲奶奶80岁了，却葆有一颗童心，富于想象，她的画自然天成，趣味盎然。她用孩子的眼光观察世界，用稚拙、独特的画笔，给孩子们的诗还原出了一个童话世界。孩子们的天籁之音与老奶奶的画相映成趣，相得益彰，为这部诗集增添了无穷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