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园丁：谢冕画传》 | 文学是一种信仰

作者：谢冕王珂 2020年04月13日 09:43 名作欣赏 605 收藏

《名作欣赏》2020年第4期别册——《新诗园丁：谢冕画传》（组稿人：王珂）

文学的兴趣

和许多青少年文学爱好者一样，我对文学的接触最早只是由于兴趣。我的小学和中学时代，炮火连天，生活动荡，朝不虑夕。我一面因每个学期的学费无着而愁苦，同时又如饥似渴地找文学作品来读，从巴金、冰心到鲁迅、郁达夫。开始是读新文学作家的作品，后来延伸到唐诗、宋词等古典作品。文学使我暂忘外界的烦忧，也使我的内心更为丰富，文学使我更为切近现实和历史的焦虑，它催我早熟。我在别人享受童年欢乐的时候，便因文学而开始感受人生的忧患。

后来，我就自己提笔写诗、写散文了。时间是1948年，我还在念初中的时候。我写那些东西，说是一种爱好，恐怕失之简单。其实，是我找到了一种传达内心苦闷和抗议的方式。那时我涉世未深，对社会、人生的思考也浅，只是一种积郁需要宣泄。文学就这样走进了我的生活，成为我最初的朋友。

中学到底还是没有读完。1949年在那个历史大转折的时刻，我像当年那些怀有理想和激情的年轻人那样，离开了学校，开始了新的、痛苦的，甚至可以说是艰险的人生追。我自信我当年的选择，不是由于浅薄，也不是由于轻信。是当年我所接触的有限的文学，使我对人生有一种向往，文学使我对真理和正义、平等和自由以及人性的尊严的认识，具体化了。我的人生选择，是基于对当时的丑恶、黑暗和无边苦难的否定，并在现实中找到了自认为可以实现理想的转机——这就是我当年投笔从军的简单动机。那年我17岁。

1957年谢冕入学北大时的谢冕

圣地在召唤

我经受着艰难困苦的磨练，不仅是环境的恶劣，生死的考验，还有纪律约束下的内心苦闷——对思想自由的渴望，等等。1955年4月我复员回乡。我听到内心强烈的召唤，一种愿望促使我选择更为合理的生活。我一面等待分配工作，一方面借来全部的中学课本，准备高考。当年8月，我接到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告别了从童年到少年生活过的小木屋和我的年迈的父母，溯闽江，越分水关，沿浙赣线一路北行，终于来到古都北京。我投身北大的怀抱——等待和寻找了20多年，终于在1955年金色的秋天，找到了属于我的也属于中国的这片科学民主的圣地。

在这所校园里，从青年到中年，再到走完中年的今天，我已鬓发斑白，竟是人生的秋景了。我把青春献给了这所校园，这所校园也以它的丰富和博大，以它的自由的空气、民主的精神滋养了我。

前面说过，我的小学和中学都是在战乱和动荡中度过的。高中刚读完一年级，时局突变，我放下了书本，离开了学校。这一停顿便是6年。我入北大时，中学没有念完，所以说，我的中学教育是不完备的。以前我接触文学只是由于爱好，入北大后，便开始了文学的系统学习。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教育，在“学习苏联”的大背景下，开始走向新的规范。我在北大的专业是中国语言文学，那时一批有名望的教授都健在，我们的授课老师的名录列开来，便是中国语言文学大师的一张长长的名单。我庆幸自己，最著名的学校、最著名的老师，还有最著名的图书馆！现在就看我自己的努力了。

谢冕（怀抱吉他者）1957年5月19日

与北京大学《红楼》编辑部成员游颐和园

一串长长的书单

我们的学习是繁重的，中国文学史从远古一直延伸到现代和当代，我们在老师的指导下阅读了灿若繁星的古今作家的作品。这种在历史的线索下、以社会发展为参照的关于文学的习读和思考，把我先前那种零碎和片面的知识系统化了。我们于是获得了一个关于中国文学历史的整体的印象。现在反观，有这个系统化的整理和只停留在零星的层面，是非常不同的。中国历史非常悠远，文化和文学的现象异常复杂，特别是社会发展各阶段中社会、经济、政治各方面的因素对文学的影响和制约，非常具体也非常深刻。唯有把文学发展置于中国社会、文化的总环境中加以考察，我们关于文学的意义和价值的评判方是可能的和可靠的。

北大5年的学习——那时总的口号是“向科学进军”，学习空气很浓厚，政治的干扰相对少。那时课程设置很广泛，对学生的要求也很高。在文学方面，除了中国文学史，我们还学欧洲文学史、俄苏文学史以及东方文学。每一位老师都为我们开了长长的书单，从荷马史诗到但丁《神曲》，从巴尔扎克到罗曼·罗兰，从拜伦到列夫·托尔斯泰……我们如牛负重，日夕奔波于宿舍、大膳厅、图书馆这三点一线上。

我们的课程还不止这些，系主任杨晦先生一再谆谆教导：语言和文学是“有机联系”，同等重要。于是，语言学的课程，跟随在文学的后面蜂拥而至：古代汉语、现代汉语、音韵学、方言学、普通语言学、汉语诗律学……王力先生、魏建功先生、高名凯先生、周祖谟先生、岑骐祥先生、袁家骅先生、朱德熙先生等都亲自给我们上课。铺天盖地的广韵、切韵、下江官话、闽方言、声母、韵母……让我们叫苦不迭。现在想起来，有这么多的语言大师为我们授课，真是百年不遇的造化。此外，我们的课程还有逻辑学和哲学，以及西方和东方的哲学史，从古到今、由中及西，也是长长的一串书单。

1957年5月19日在颐和园，

前左二谢冕、左四张元勋、中右一林昭

狂热年代

尽管当时我们少不了怪话牢骚，但现在回想当年，回想那种劈头盖脑的学术“灌输”，实在是受益无穷。那时年轻，在北大这样思想自由、学术民主的园地里，我们如鱼得水，总觉得时间不够用。50年代物质条件差，外界诱惑少，我们便全身心地扑在知识的汲取上。当我们潜心于学习之时，风暴正在远方酝酿着。百花时节毕竟短暂。1957年突然校园里琅琅书声骤然消失，代之而起的是花样繁多的批判和声讨。

平静的书斋生活很快就结束了。“大跃进”唤起了我们单纯的热情，我们响应了当日的号召，投身于“大批判”的热潮中。1958年，我和我的同学们开始以1955级集体的名义，自己动手编写《中国文学史》。我们日夜苦干，如同那个年月全国全民大炼钢铁和“超英赶美”那样，很快就写出了一部“红色文学史”。以我们当日的水平，它的片面性和简单化是明显的。我们也很快发现了自己的幼稚和无知。尽管如此，我们最终还是受益者。我本人（我相信我们全体1955级同学也是如此）在这次“集体科研”中得到了全面的锻炼。工作逼迫我们去阅读和占有浩繁的原始资料，也逼迫我们进行独立思考。我们还得用自己的笔，写出自己的所思、所感。感谢时间，感谢时代，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使我们未出校门便以所掌握的知识锻炼了自己。

我属于这个以撰写“红色文学史”而出名的集体。1959年，在我们把两卷本的文学史扩充为四卷本之后，当年《诗刊》的徐迟等三位先生来北大找我。他们建议由我们若干同学集体协作，着手进行一部新诗史的写作。这建议鼓舞了我们。那年寒假，我们从北大图书馆拉走了一车的新诗史料，带着简单的行李，住进了中国作家协会和平里的一套无人居住的单元房。6位同学，我、孙玉石、孙绍振、殷晋培、洪子诚和刘登瀚，在别的同学都回家过年的寒假里，夜以继日地工作。一个假期，我们写出了后来被称作“中国新诗发展概况”的新诗史草稿。

谢冕1991年与洪子诚（左一）和刘登翰（左二）合影

鲜活而奇妙的天空

40年前的这段往事，与我后来的学术经历很有关系，它是我后来从事中国新诗研究和批评的起步。早年对诗歌创作的爱好，也为我此后对诗的研究提供了助力。当年那些幼稚的习作，给了我关于创作过程的初步的理解，以及关于创作规律的体悟，使我面对诗人的作品时，犹如面对一片鲜活而奇妙的天空。每当此时，我仿佛是在和每一个诗人讨论和切磋他们创作的成败得失，而不是从理念到理念。

上述这种体验，不专属于诗的研究，而是属于全部的、各体的文学研究。平生常感叹那些做学问的人，往往把活学问做成了死学问。其原因即在于这些文学研究者，其实并不真懂文学。他们从面对作品的那一刻起，就把具体、丰富、生动的文学创作抽象化了，把源自作家和诗人内心的充满情感和意趣的精神活动，变成了脱离人生、脱离生命的干枯的纯理念的推理。

的确，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是不同于文学创作的一种科学思维，这种活动要靠逻辑的力量，进行冷静的分析和归纳。从本质上说，它是一种理性思维。但文学研究的对象与其他科学研究的对象，又有大的不同：文学研究的对象是感性的和形象的，它和人类的精神活动，特别是人类的情感活动相联系。文学的生成和呈现都是具象的，它通过语言媒介，展现实有的和幻象的、可见的和不可见的、极为诡秘也极为生动的世界。面对这一特殊的对象，研究如果缺乏想象力，缺乏与对象的情感认知，便是从事这一工作的人的先天性缺憾。

所以，我确认文学研究的性质是一种科学思维，但又不仅于此，这种理性思维从来都与感性思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不是作家，但我却从以往很幼稚，也很有限的文学习作中得到了好处。我以为从事文学批评的人，欲要批评文学，最好本身能有这方面的一些（哪怕是非常不正式的和微弱的）实际体验。这样，在批评家和文学史家面前出现的对象，就不是“死”的，而是有感觉、有韵味、有情趣的“活”物了。

谢冕2011年10月12日在北京香山参加“如何新诗怎样现代”研讨会，从左至右：刘福春、骆英、岩佐昌璋、钟文、孙绍振、谢冕、孙玉石、杨匡汉、吴思敬

生活从中年开始

从集体编写《中国文学史》到合作写作《中国新诗发展概况》，以此为起点，这些不成熟的实践，锻炼了我掌握资料，进行抽象思考，并提炼、概括论点的能力。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直至1976年末，我在政治运动的夹缝中开始了有限的和幼稚的学术活动。其间，我把主要的精力投向了新诗的研究，这些最初的习作，我的蹒跚学步的足印，基本上都保留在我的第一本文集《湖岸诗评》中了。此外，在这个期间，我还应北京出版社的约稿，写了一本叫作《关于读诗和写诗》的小册子。这本原拟出版的书稿，只留下当年那位热情的资深编辑写给我的一封“祝贺成功”的信，它记载着当年的遗憾。

大学教师的生活刚刚开始，我便不心甘地停止了诗和文学的思考，以及一切的学术活动。生活是从来没有过的艰难。我个人和中国所有知识分子一样，无法抗拒那一切。

生活从中年开始，青春属于20世纪80年代。那时节，教育界和文学界离散的队伍正在集结。人们带着肉体和心灵的累累伤痕，相会在新时代的阳光下。全社会都沉浸在悲喜交集的氛围中，迎接光明的开放年代。就我个人而言，唯此之前，我没有属于个人的青春，更没有我个人的思考的声音，我的青春都贡献并融化在大时代的潮流中了。那潮流淹没了我的个性。真正属于我的青春是从70年代后期开始的。尽管当时，我人已中年，但我还是真切地感到了头顶那一轮崭新太阳的明亮。

谢冕2001年11月1日为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揭牌，左一屠岸，左五牛汉，左六邵燕祥，左八孙玉石

重新思考

1976年末，我开始意识到，此时我应当做的第一件事，是坚持对诗歌的关注，是对诗的品质的重新认定，是恢复诗歌创作的正常秩序。为此，我开始就诗的基本规律以通讯的方式，写了普及型的系列文字，从诗的本质到诗的形态，从诗的内涵到诗的艺术表现，从诗的鉴赏到诗的批评。这些文字是很幼稚的，但却保留了那年代单纯的热情。我的这些文章，后来以《北京书简》的名义于20世纪80年代初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78年在中国当代史中是极为重要的一年。这一年确定了中国向世界开放的方针。这一年在北京召开了一个重要的会议。几乎是在我写作《北京书简》的同时，北京开始流传一份叫做《今天》的民办刊物。那上面刊登了许多陌生诗人写的同样陌生的诗歌。我欣喜地发现，新诗在20世纪50年代以降的大部分时间里所丢失的，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动乱岁月中所丢失的，在我如今面对的诗中重现了。

谢冕与孙绍振在艾青家中

第一个崛起

1980年在广西南宁召开了新诗研讨会。会上爆发了一场关于后来被称为“朦胧诗”之诗的论战。我是这场论战的参与者。南宁诗会结束，回到北京，我应《光明日报》之邀，写了一篇短文：《在新的崛起面前》。这是后来被称为“三个崛起”的第一个“崛起”。《在新的崛起面前》中我为“朦胧诗”辩护，“朦胧诗”原是反对者带有嘲讽意味的称谓，而我则更乐于称之为新诗潮，我指出它的进步性和合理性，以及它对中国新诗发展的革命性意义。

谢冕1987年12月第一次到香港，接受傅天虹等香港诗人宴请，左三傅天虹

置身雷区

1977年开始恢复高考，北京大学也恢复了正常的教育秩序，我们迎接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自从1960年毕业留校，直至70年代末我方才开始做我应当做和愿意做的事情。“文革”结束前后，没有职称，我是无数“永远的助教”中的一个。职称恢复后，我方才由助教而讲师，而副教授，而教授。随后，又恢复了学位制，我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

1986年，我所在的北京大学中国当代文学学科被国务院批准，成立国内第一个当代文学博士点，我也成为本学科最早获得培养博士研究生资格的博士导师。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如今的90年代末，这20年，是中国罕有的和平建设的年代，也是我个人罕有的能够专注于本职工作的年代。正是因此，我对新时期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

中国当代文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以往从属于现代文学，是现代文学一条“光明的尾巴”。在过去的现代文学课程中，进入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文学，只是一个“附带”的部分。因为总是“附带讲讲”，因而也总是匆匆。对于因社会大变动而带来的文学变化的现象描写和规律总结，根本无法做到。到了1976年，这学科的时限又增添了10年，就历史跨度而言，已经接近五四新文学运动至1949年的时限了。为此，新时期伊始，北大中文系率先建起了独立的中国当代文学教研室，我参与了筹建工作。

当代文学这一学科的设立和工作的开展，充满了艰难困苦。我去年曾应《今晚报》全国博士导师征文之约，写了一篇文字，题目就叫《风雨相伴而行》。这题目意在提醒人们，当代学科的建立和开展从来都是不平静和充满风险的。它是一门年轻而鲜活的学问。首先是，无止境地增长的作品和资料，使人目不暇接。尤为特殊的是，在这个领域中，文学以外的干预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以政治运动的方式来领导和推进文学的发展，几乎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常态。持续不断的政治批判和斗争，构成了1976年以前长时间的当代文学的历史。作家创作在特有时代气氛笼罩下表现出特殊状态，批评也如此。不是没有文学，而是文学现象中夹杂着和纠缠着许多非文学的因素和意图。这当然增加了文学研究的难度。

研究者首先面对的是这种文学和政治“混合”的状态。因此，研究文学就必须研究政治的趋势和意图。之后，再剥离它，从那些混沌中探讨文学的生存状态、它的真实面目。在这种研究的开展中，研究者还受到被指定的价值标准和被规定的审美标准的约束。在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这些学科中，它的时间跨度不再增加，资料虽然也会有变动，但总的状态是稳定的。而当代文学则不同，它是一种不断“生长”的学科，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社会开放，创作自由度增大，有关的出版物和文学资料可说是“泛滥成灾”。因而，当代文学研究者面对着掌握和筛选这些资料的困难。

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的开展，其基本法则是“减法”而不是“加法”。就是说，它必须不断从那些混合状态中选择有价值的东西，而剔除和扬弃那些无价值的东西。这些工作的难度，不身历其境者往往难知其间艰苦，即人们首先必须“面对”它，而后才能“背离”它，而选择则需要研究者的独具慧眼。

此外，当代文学还是一门不被看重的学科，或者说，在一些人的眼里从来就很鄙薄。一种成见，时间久了，就成了定见，即，这里“没有学问”，说透了，就是这里没有他们认为的那种“学问”。这些人既不了解学科的内涵和外延，又不了解学科的品质和处境，他们的这些成见究竟从何而来？在今日中国，认为越古越有学问者仍然颇不乏人，于是，就发生了在大学或研究单位排挤或挤压当代文学的现象：在学术评估上，在评定职称上，也在评奖和各种措施、条例的设置上。

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是在1976年之后建立起来，并且一直伴随着社会风浪的撞击和习惯势力的强加而发展。

谢冕2007年初夏与他的1982年入学的三位开门弟子；

左一张志忠，左三季红真，左四黄子平

周末的聚会

自从第一位博士生入校，几年之内，我身边已经聚集了相当数量的博士生和硕士生，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国内、国外的访问学者来到北大。当初我单枪匹马，身单力薄。为了提高学生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全面了解和把握，为了有效地促进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也为了应付越来越复杂的局面，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我以我主持的北大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为基地，建立了“批评家周末”。这是一种类似文艺沙龙的周末学术聚会。我设计并提出若干专题，确定专人做主讲人，大家分别阅读作品，在自由、平等、宽松的气氛中讨论和交换意见。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学生们走了一批又一批，“批评家周末”一直不间断地延伸到现在。

十多年来，我们进行了许多有意思的题目的讨论。“批评家周末”吸引了更多人的兴趣，也有热心的朋友闻风而来，参加我们的讨论。这个文艺沙龙处身商潮汹涌的当今中国，却始终保持了独立的学术品位和立场。北大是喧嚣社会的一座孤岛，“批评家周末”是这座巍峨学术殿堂的岛中之岛。

在一次剧烈的震撼中我告别了80年代。当日的悲凉情怀，使我很容易联想起上一个世纪末中国的灾难和悲哀。又是一个世纪末来到了。而上一个世纪末中国所发生的一切，仿佛还在昨天。我的学术生涯仿佛也到了一个转折点。我一直把对文学的考察放置于中国社会的具体环境中。我总认为一代学者若只是把他的目光仅仅停留在他所专攻的学业上，而忘记那些学业生存的环境，他的思考将会变得板滞和狭窄。我非常注重文学和社会的关联，我认为文学难以脱离社会诸因素的制约。文学发展变化的原因，固然要从文学自身去找，但文学以外的原因，有时却会产生极大的影响。这是古往今来不争的事实，中国当代文学更是如此。可以断言，若是离开了对于中国社会的认知和考察，当代文学及其研究将一事无成。

2019年11月第三届江南诗歌颁奖典；礼左起：梁晓明、霍俊明、沈苇、张曙光、泉子、刘翔、金辉、冯娜、谢冕、汪剑钊、江离、飞廉

回望百年

我从中国文学的当代处境中，接触到了一个更为深远的主题：这就是如今中国文学生成的一切，仿佛都在冥冥之中维系着中国社会百年来的经历和经验。例如中国文学的使命意识，不论是救亡还是启蒙；又例如中国文学的忧患主题，仿佛就是一种遗传。我由此把思考从这个世纪末遥遥地接通了上一个世纪末。这样，自鸦片战争后的一切，一下子都涌上了心头：中日甲午海战的硝烟，戊戌百日维新的血迹……

从1989年开始，“批评家周末”的论题中又多了一个专题：百年中国文学的回顾，世纪之交的文学展望。我从探究中国文学的存在和规律的症结，而把思考的触角伸展到了两个世纪之交的社会、文化、文学的考察。从那时起，我们开始了以完整的一百年为框架的文学考察。我受到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新鲜的研究角度的启发，以及《剑桥中国晚清史》宏大的研究视野的启发，中国百年文学的构想开始在我心中形成。

我们从那时就开始了以年代为经、以该年代中的诸种与文学有关的现象为纬的交错的“拼盘”式研究。各个题目主讲人在这种统一的框架下，开始了有条不紊的工作。几年下来，居然积累了相当可观的题目。总数13卷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就这样在北京大学“批评家周末”酝酿并诞生了！近代文学不仅不是我的专长，甚至还是我的盲点。但我还是在学生们的鼓动下，承担了总系第1卷《1898：百年忧患》的写作。我把学术关怀从当代一下子提前了一百年。这工作对我来说是个难题，可是，这难题到底还是把我吸引住了。我终于获得一种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产生和形成，当代文学发展中所经历的一切痛苦和悲哀的遥远的原因，以及它的悲剧命运形成的总体印象。这些印象更为坚定了我对中国文学的历史命运的基本观点和基本立场。我的这些看法，在一些关于百年文学回顾的论文中，均有不同程度的表述。这样，事情就发展到了1996—1997年度，这段时间是我出访最频繁的时候，也是我写作和编书、教学最紧张的时候，被谈得沸沸扬扬的两套“百年经典”，也是此时的成果。

我在繁忙中经受了考验，也在繁忙中获得了乐趣。尽管有个别人和个别刊物借两套“百年经典”一事攻击我，但他们并不能摧垮我。学术有它不可触犯的尊严，特别是在北大这样一个学术民主、思想自由、治学严谨的地方。我依然站立着。尽管我看到了海面上冰山之下那个巨大的存在，但我坦然。我不会后退，哪怕只是半步！

让人们说这说那去吧，我走我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