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诗歌不仅属于他自己的时代，也同样属于我们的时代。

——冯至

所谓未来，不过是往昔。

所谓希望，不过是命运

——西川《杜甫》

传统文化与现代性的关系已经是老话题了，甚至仍有人会惯性地强化二者具有天然的排斥性和差异性，而现代性越来越成为衡量当下文学和艺术的重要标准，甚至一度有不少人认为现代主义是反传统的，显然这并不正确。

即使在今天，传统和现代性似乎仍然是难以界定的，究其原因，二者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流动性和开放性特征，而社会的现代性和美学的现代性又是矛盾和龃龉的。传统与现代性往往被认为是处于两个分割化的线性时间序列中，即传统属于过去时态，现代性则是现代社会实践的当代化产物，实际情况则是传统与现代性这两个主导性的话语体系，无论是在社会实践还是阅读、写作、译介、评价的过程中往往具有互文的交叉性和共通质素，只可惜这两种话语的融合和对话在中国诗人这里经历了长期的搁置或对立。

传统和现代性是一个精神共时体的结构。它们具有精神化的“时间结构”和“共有空间”，“现在的时间和过去的时间/也许都存在于未来的时间/而未来的时间包容于过去的时间”（T.S.艾略特）。既然传统和现代性是其共时体的结构，那么“同时代性“就成为考察现代性与传统的重要依据。陈超在谈论诗歌现代性问题时曾以李白和杜甫为例加以说明：“现代性，对诗而言不应是个价值判断词语。《诗经》或李白、杜甫的诗，就诗人彼时亲历的历史语境而言，同样具有“现代性”。由于对过往的历史语境是无法‘继承’的，我们今天追求现代性，无非是要解决语言与变化了的经验之间的矛盾关系，使语言更为有力地在扩大了的现实经验中扎下根。”（《打开诗的漂流瓶》）正如冯至所说的：“杜甫的诗歌不仅属于他自己的时代，也同样属于我们的时代。”

“影响的焦虑”与“影响的剖析”并不是对等的，对于那些带有强力影响的“父辈”和“艺术的幽灵”式的诗人，后续的诗人更多呈现为焦虑或“弑父”般的青春期写作的武断，而我们需要的则是对“影响”的对视、传统的转化以及个人才能和当代传统的建立。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时在西南联合大学外语系任教的诗人冯至对歌德和德语诗歌的研究恰恰是与其写作十四行诗和《杜甫传》同时进行的，甚至这两个话语之间出现了互补和共通性，只可惜中国诗人这种话语融合和对话机制在此后经历了长达几十年的搁置。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诗人们的视线几乎完全投向西方和异域诗人不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当代诗人开始将目光投向了中国诗歌传统，其中被更多提及的是杜甫，而当代有了越来越清晰的“杜甫回声”。

当代诗人“发现”杜甫是精神交互和写作求证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也充满了各种立场和文化的博弈。杜甫是我们的“同时代人”或“艺术的幽灵”，“此刻”与“历史”在诗人的深度对视中获得了交互和观照，“寻找通向已故作家暗道的目的，并不是要使死者复活，而是要从死者那里获得写作和道义上的支持，而这种支持一旦从死者那里发出，死者也便复活了”（西川《写作处境与批评处境》）。换言之，杜甫是我们每一个人灵魂世界或现实遭际的化身或投影，所以他能够一次次重临每一个时代的诗学核心和生存现场，这是诗人和生活在感应、回响中建立起来的语言事实和精神现实，它们最终汇聚成的正是杜甫这一超越时空的伟大精神共时体。

我们可以从诗歌作为超越时空的精神共时体以及同时代人、同时代性的角度来考察每一个时代的诗人及其精神生活。

1959年1月22日凌晨三点，在冬日的寒冷中，何其芳完成了关于诗歌欣赏的一篇文章，其中专门谈到了杜甫的诗歌。尽管何其芳对杜甫的认识和评价有时代的局限性——比如过于强调杜甫诗歌的思想性和现实痛苦的一面，但是作为一位重要的当代诗人，何其芳还是注意到了杜甫超越时代的非凡的伟大之处：“杜甫之成为伟大的诗人，并非仅仅因为他写了《梦李白》和《赠卫八处士》这样的作品。还因为他写下《自京赴奉先咏怀》、《北征》、‘三吏’、‘三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以及其他数以百计的各种各样的诗。一个伟大的作家所表现的生活及其成就总是多方面的，去掉了繁茂的枝叶就无法看到参天大树的全貌。”（《诗歌欣赏·五》）

社甫为何水远不会过时？是不是越在时代的转换点以及诗人精神发生震荡的时刻杜甫的重要作用就越会变得不容回避？

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性，“诗与真”“词与物”“诗人与现实”“万古愁”都在考验着每一个写作者。显然杜甫已经成为汉语的化身以及中国诗人精神的原乡，成为贯通每一个写作者的“绝对呼吸”。

在1989年，西川写下了《杜甫》一诗。

你的深仁大爱容纳下了

那么多的太阳和雨水；那么多的悲苦

被你最终转化为歌吟

无数个秋天指向今夜

我终于爱上了眼前褪色的

街道和松林

在两条大河之间，在你曾经歇息的

乡村客栈，我终于听到了

一种声音：磅礴，结实又沉稳

有如茁壮的牡丹迟开于长安

在一个晦暗的时代

你是唯一的灵魂

每一个“当代人”向杜甫致敬的深层动因在于杜甫是我们每个人甚至是世界范围内的“同时代人”，这验证了真正的诗歌精神、诗性正义或诗人道义永远不会过时，“如果杜甫（他生前看到唐朝文化的衰败）没有在大唐的首都长安（现在是现代工业化城市西安）的郊区沟上纳凉遇雨而写出‘雨来沾席上，风急打船头。越女红裙湿，燕姬翠黛愁’，我也不知道我们如何看待内华达山脉，不知道那些山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奥克塔维奥·帕斯《诗歌与地点》）。

《激进与迟缓》签名本，霍俊明 著

在“同时代人”精神辨认这个意义上，杜甫并不只是遭逢人生漂萍和安史之乱的“唐朝诗人”，而且还是“当代诗人”“世界诗人”，他总会以各种面目和方式来到每一代人中间，“每一时代都从杜诗中发现他们所要寻找的东西：文体创造的无比精熟，特定时代的真实个人‘历史’，创造性想象的自由实践，以及揭露社会不平的道德家声音”（宇文所安）。

实际上不只是杜甫，杜甫只是最典型的传统构造和精神通道罢了，而“诗人”是时间的尺度，是一代又一代人的“万古愁”。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道尽了生存晚景和生存况味，而W. H. 奥登诗歌中的树叶所寓意的生存之悲与杜甫何其相似：“现在开始树叶凋零得很快，/保姆手中的花不会常开不败，/她们走向坟冢踪影已不见，/而童车滚动着继续向前。”（《秋日之歌》）

任何一个诗人和作家都有深深的对抗时间的焦虑，他们也总是希望自己的诗歌能够穿越自己的时代而抵达未来的理想读者。这样的诗人具有总体性以及精神共时体的特征，他们用诗歌对抗或化解现实境遇中的焦虑、茫然以及死亡的恐惧，诗歌代替诗人生活，诗人也借助文字得以永生。如果我们将“时间”理解为“时代”和“命运”，那么任何历史、传统、时代和个人、生命、存在等就都是相通的，而这正是我们理解作为“同时代人”和“精神共时体”的杜甫的一个起点，“所谓未来，不过是往昔/ 所谓希望，不过是命运” 商川《社甫》）。

杜甫的诗总会在不同的时代引起强烈共鸣，比如自称是社甫肚子里蛔虫的金圣叹每次外出与友人聚会必随身携带杜诗，甚至往往在睡眼蒙眬中予以批阅。杜甫确切无疑地属于这样的“终极诗人”。从终极写作以及人类伟大的精神其时体来说，所有的时代都在为抒写一首“终极的诗”做着准备，正如雪莱在《捍卫诗歌》中所强调的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所有诗作都是一首没有尽头的诗篇的一个环节、部件或插曲。这也是艾略特所说的“传统与个人才能”的关系：“如果我们不抱那种先入为主的成见去研究某位诗人，我们反而会发现不仅他作品中最好的部分，而且是最具有个性的部分，很可能正是已故诗人，也就是他的先辈诗人们，最有力地表现了他们作品之所以不朽的部分。”

是的，杜甫的百科全书式的诗篇以及人生境遇总会让我们一次次目睹“时间”和“命运”本身而又往往有难以置喙之感，而只有杜甫式的伟大诗人才真正对日常事物予以了格外有效的观照，既见天地又见人心。尽管“时间”“命运”在杜甫这里更多呈现为悖论——“矛盾心理几乎重复出现于杜甫所描绘的所有人物类型中，从而使他比此前任何诗人更为复杂深刻地揭示了人的本质”（宇文所安），他感受到的更多是孤独、老病、虚妄、痛苦和无着。

这就是“时间诗学”或“生命诗学”，杜甫也是真正将“事”转化和提升“史”的伟大诗人。

由杜甫，人们总会不自觉地联系到“现实”“现场”“及物”“苦难”乃至“现实主义”，即在正统化的解读中杜甫一直是作为“诗言志”“社会派”“写实主义”传统的代言人，这也是我们对杜甫的惯性理解和刻板印象，“诗有关于性情伦纪，非作诗之本乎？故宋人之论诗者，称杜为诗史，谓得其诗可以论世知人也。明人之论诗者，推杜为诗圣，谓其立言忠厚，可以垂教万世也”（仇兆鳖）。冯至也认为“‘兴观群怨’和‘知人论世’遂成为后代许多文学鉴赏者和文学批评者的准绳”（《论杜诗和它的遭遇》），所以在写于1938年的《赣中绝句四首》中就格外强调了杜甫与时代苦难的关系：“携妻抱女流离日，始信少陵字字真。未解诗中尽血泪，十年佯作太平人。”但是，郭沫若却对杜甫的“诗圣”一说予以批判：“以前的专家们是称杜甫为‘诗圣’，近时的专家是称为‘人民诗人’。被称为‘诗圣’时，人民没有过问过；被称为‘人民诗人’时，人民恐怕就要追问个所以然了。”（《李白与杜甫》）而20世纪30年代杜甫进入冯至的视野也恰恰是因为时局的动荡和现实的窘迫：“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同济大学内迁，我随校辗转金华、赣县、昆明，一路上备极艰辛。从南昌坐小船到赣县，走了七八天，当时手头正带了一部日本版的《杜工部选集》，一路读着，愈读愈有味儿，自己正在流亡中，对杜诗中‘东胡反未已，臣甫愤所切’一类诗句，体味弥深，很觉亲切。后来到了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教德文，课余之暇，颇留意于中国文学。有一天在书肆偶得仇注杜诗，又从头至尾细读，从而形成了对杜甫的一些看又从头至居细读。从而形成了对杜甫的一些看法。”（《答〈文史知识〉编辑部问》）

同题的关鍵所在是杜甫的诗歌中的“现实”“生活”乃至“历史”是如何形成、转化、再造的，“所有的题材都需要处理，也就是说，文学并非生活的直接复述，而应在质地上得以与生活相对称、相较近。那么，如何处理生活，也就成了如何处理现在的问题”（西川《大意如此·自序》）。一个诗人之所以能够穿越时空来到我们面前，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就是转捩时期的时代境遇与一代人整体的命运感，这种相通的精神情势使得写作者重新认识并调校自己的写作，真正思考个人命运与时代、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也正是谢默斯·希尼强调的“诗歌的纠正”。

无论我们谈论传统、杜甫等古代元素，还是现代性、世界性和当代诗歌，其中一个重要的文化背景是不能回避的，这就是“世界文学”的互文视野。甚至在“世界文学”的话语体系和想象中，我们所指涉的“传统”是本土传统还是涵括了异域和世界化的传统？

显然，传统同样是具有共时性和同时代性的。

2020年4月7日，英国广播公司（BBC）播出了专题纪录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这引起了包括中国诗人在内的广泛热议。由此可见，杜甫在长期的海外传播中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取代了曾与之并列的李白。

显然，在“世界文学”视野和跨文化语境下，杜甫的译介、传播和接受越来越呈现了“正典”的意义。我们也很想知道的是西方诗人、汉学家是如何看待、理解和评价以杜甫为代表的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高度评价杜甫是“最伟大的中国诗人”，“他的伟大基于一千多年来读者的公认，以及中国和西方文学标准的罕见巧合。在中国诗歌传统中，杜甫几乎超越了评判，因为正像莎士比亚在我们自己的传统中，他的文学成就本身已成为文学标准的历史构成的一个重要部分。杜甫的伟大特质在于超出了文学史的有限范围”（《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

作者简介：霍俊明，河北丰润人，诗人、批评家、研究员，现任中国作协《诗刊》社副主编，著有“当代诗人传论三部曲”——《转世的桃花：陈超评传》《雷平阳词典》《于坚论》，译注《笠翁对韵》，评注《唐诗三百首》，此外有诗学专著、诗集、散文集、批评随笔集等三十余部。曾获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欧阳山文学奖、扬子江诗学奖、袁可嘉诗歌奖·诗学奖等奖项。

编辑：王傲霏

二审：牛莉

终审：金石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