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在异乡,更思乡。希望祖国安好。
——2020年5月8日
于悉尼
阿么
我的村庄地处滇东南岩溶高原东部边缘,与广西接壤,是云南走向大海的必经之地。村里有一口不知年纪的古泉井,紧挨着山脚下的盆状凹地间,据说是我们村最早逃亡到这的先祖们用锄头挖掘保存下来的。说是泉井,听起来是有些奇怪,因为井身是圆柱状的,高达三米,以石头垒砌而成,即便年岁久远扔牢不可破。石头缝长满不知名的野草,青青葱葱。井口不大,仅有一个成年人躺下从头到脚的长度,连着长方形块的石头搭成的斜梯触伸到井底,以便人们挑水。水的源头非常隐蔽,从南墙一处不起眼的小洞穴往外渗,潺潺流淌。先辈们朝水源下方下挖开一个四方形的的小池子,用于蓄水。虽水流只有人手小指头那么细,却是方圆几里唯一的一汪清泉。
村里没有别的任何一条河流或湖泊,这湾泉便是全村人的生命之源,供养着村里村外几百号人的饮食起居。祖辈们于是称这潭泉为“阿么”,阿么—在我们当地少数民族语言里是指母亲和一切美好高洁的事物。但阿么的身世一直是一个谜,没有人知道她来自哪里,有着怎样的使命。也许正因为对庄稼人来说她神秘而不可或缺,自祖辈以来,这口井便是全村人敬仰的圣洁之地,过年过节全村老少都纷纷到那里祭拜,就算不年不节谁家里添了娃,娃考上某所学校,或是秋季丰收时节,也都一个不落提溜自家最拿得出手的食物如苞米或地瓜或从集市里买来的糖果前去祭拜,表示对阿么的感激之情,同时也求个来年的吉利和安康。
年幼时的我,常常跟着大人们前去祭拜,但却无法体会身边人的那种敬意。在我八岁时,我村庄那一带干旱闹得特别厉害,连续半年没有一滴雨,就连那个圣洁之地,也干涸了,流不出任何乳汁。大片大片的玉米杆被晒得枯黄,奄奄一息。村里人个个心急火燎,天天祈求阿么尽快挤出水来,也恨不得把天砸出个大窟窿,掉个大雨缸下来。村民们不得不走很远的路寻找离家最近的水源,最后才在离家十公里以外的一片树林里找到一潭泉水。父亲带领同村和附近的村民们顶着一头毒辣辣的太阳,越过崎岖陡峭的山路一扁担一扁担把水送到家。我拉着父亲的手,两肩各跨父亲退役后带回的军用水壶,也成为了一名小小的担水员。那时起,我便隐约感觉到阿么的特别之处。
而大人们经历这次旱灾之后,脑瓜突然开窍了,自觉地在房屋周围打起一口口井来,把簕竹削成两半,一节一节连起来,搭成水槽,连到井口。下雨天,雨水便顺着瓦片自屋顶流过屋檐穿过竹凹最后蹦进井底。雨水哗啦啦哗啦啦,一路欢歌笑语。从那以后,去阿么那挑水的人少了,外村人也纷纷效仿,挖井取雨,不再光顾阿么。年节日,也有些长辈带头不去泉边祭拜,似乎是发泄干旱时阿么无法喂养的怨恨。
被遗弃的这湾清泉,并没有停止流淌,还是日复一日的娟娟细流,不急不躁。井边野草越长越壮,越发葱葱郁郁。我和小伙伴们不懂得大人们与泉井的恩怨,出于好奇,我们经常三五成群去泉边玩耍,常常互相打赌会不会有鲨鱼或怪蛇从井里跑出来。鲨鱼自然是没有的,青蛇倒是不少见,爱管闲事的长辈警告我们,青蛇是来抓小孩的“特务”,如果被青蛇咬住或戏弄青蛇就会被抓走。我们吓得再也不敢到泉边玩耍了。通过恐吓的方式,大人们轻而易举,把我们和阿么疏离开来。
阿么再一次被人们津津乐道是因为村里一户赵家的当官儿子,他是我父亲那辈的,在县城里担任某个局的局长。他妻子是地地道道的城里人,却也每年得乖乖跟着他回村里过春节。而县城的公路只挖通到村委会,村委会到我们村还隔着十几公里的山路。因此,每年局长的豪车都只能停在村委会门口,然后局长拽着夫人的手爬着陡峭的山路回家。他妻子化着城里人精致的容妆,抹一口血色的口红,即便是爬山路她也不曾脱下高跟鞋,自然是引人注目的。村里人没见过这打扮,背后议论纷纷。和他“冷艳”的妻子不同,局长虽身份“高贵”却和村里人打得热乎,每次回来都会捎上好多糖果挨家挨户分给村里的老人和小孩。我们这些馋鬼每次过年都盼着他回来,因为他会给每一个小孩,最厚最大的红包。不仅小孩子们喜欢围着他,大人们更是个个削尖脑瓜往他跟前凑,甚至每一次载他回来停在村委会门口不同颜色的车和他专职司机的穿着,都能够让村里人在外村人面前来来回回地回味和炫耀。后来多年,我再也没见过他,只是隐约从大人们口中得知,他拿了属于国家的东西,“进去了”。村里人痛失炫耀的资本,故意装做从不认识这个曾经引以为傲的人,不愿再当众谈起。私底下却议论开来,说他虽为人慷慨却从不仰拜阿么,因此遭到惩罚了。我不知道“仰拜”意味着什么,但却自此,阿么,再一次被捧上了高处。
再后来,村里建起了小学,这口泉便成为了“公家人待遇”,村长认为,小学里的老师,都是城里上过学的“洋娃娃大学生”,不惜放弃城市的发展,跑到我们那穷乡僻壤山沟,是阿么的召唤也是阿么的拥护,所以那泉水只能供学校里的老师饮用,其于任何人不能享受这份殊荣。孩子们的好奇心是最容易被激发的,村长的禁令使我们越发好奇,我们一群小孩趁老师都不注意的时候,偷偷溜进学校厨房,抄起碗大口大口舀着水喝。也许是好奇心作祟,也许是玩耍跑得太累太渴,我们所有的小孩都确定那些从井泉挑来的水是浸泡过糖的,从嘴巴穿过咽喉都是丝丝清甜。在那个年代,那个没有电没有网络没有玩具没有零食闭塞的村庄,于我们而言,水的甘甜就是最最美味的生活饮品。
小学的时光一晃而过,我开始到县里上初中和高中了。每到开学的日子,父亲总是亲自到泉边给我灌满一壶水,好让我路上解渴。后来养成习惯了,我每次出门必备一瓶“阿么”随身携带,像是背着一种使命,即使我并不知道那使命到底是什么。入学初期,农村孩子自带的自卑,使我很难融入校园生活。而班上的同学几乎是县城里的孩子,我没有给他们讲过关于阿么的故事,除了我同桌外。在我们成为同桌之前,我并不知道,她竟然和我是同一个村的,只不过,她是从小到大和外公外婆一起住在县城里没有回过我们村—也就是她的老家。
我们在一起的大部分时间里,她总说起她的童年,关于玩具和裙子,还有和家人到各地游玩的人文趣事。高二的某一天,她给我看她人生中第一台电脑的照片。照片里,她穿着粉红色的蓬蓬裙,小脑瓜上戴着浅蓝色的生日帽,怀里抱着一台白色的台式电脑,笑靥如花,像个天使。那是她七岁时收到的生日礼物。而我,在初二的计算机基础课上,才第一次见到那种类似电视机的玩意。尽管成长轨迹如此不同,我们还是成为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我和她聊起我们的村庄和玉米地,给她讲我和伙伴们偷喝泉水的往事。我们无话不谈,唯独从不提起她的父亲。她说她的梦想是当一名医生,给她最亲爱的却体弱多病的外公外婆治病。高考以后我们依依不舍,哭着拥抱告别。幸运的是,她如愿考上了外省一所有名的医学院,而我也考上了大学。哦,对了,她叫赵暖。
四年后,我大学毕了业,去了不同的国家,和赵暖联系少了。我在国外从事过很多不同的工作,遇见形形色色的人和形形色色的事,每一次愉悦,每一次孤独,每一次徘徊,每一次无助,都会想起阿么,她喂养我,治愈我,引导我,让我不偏不倚地去跟这个复杂多变的世界相处。
2020庚子鼠年,在悉尼居家隔离的某一天,我看见暖暖的朋友圈发了新的动态。准确的说是一张她背影的照片,她裹着白色的防护服后背画一个大大的笑脸,笑脸下方写着一行字“武汉我们来了”。在异国他乡,我突然泪流满面,分不清是是为她骄傲还是被她感动。此时此刻,我仿佛回到阿么身边,和她戏水起舞,提前庆贺这场灾霾彻底烟消云散的那一天。
再见
COVID -19
你好
阿么
你好
暖暖
我的村庄地处滇东南岩溶高原东部边缘,与广西接壤,是云南走向大海的必经之地。村里有一口不知年纪的古泉井,紧挨着山脚下的盆状凹地间,据说是我们村最早逃亡到这的先祖们用锄头挖掘保存下来的。说是泉井,听起来是有些奇怪,因为井身是圆柱状的,高达三米,以石头垒砌而成,即便年岁久远扔牢不可破。石头缝长满不知名的野草,青青葱葱。井口不大,仅有一个成年人躺下从头到脚的长度,连着长方形块的石头搭成的斜梯触伸到井底,以便人们挑水。水的源头非常隐蔽,从南墙一处不起眼的小洞穴往外渗,潺潺流淌。先辈们朝水源下方下挖开一个四方形的的小池子,用于蓄水。虽水流只有人手小指头那么细,却是方圆几里唯一的一汪清泉。
村里没有别的任何一条河流或湖泊,这湾泉便是全村人的生命之源,供养着村里村外几百号人的饮食起居。祖辈们于是称这潭泉为“阿么”,阿么—在我们当地少数民族语言里是指母亲和一切美好高洁的事物。但阿么的身世一直是一个谜,没有人知道她来自哪里,有着怎样的使命。也许正因为对庄稼人来说她神秘而不可或缺,自祖辈以来,这口井便是全村人敬仰的圣洁之地,过年过节全村老少都纷纷到那里祭拜,就算不年不节谁家里添了娃,娃考上某所学校,或是秋季丰收时节,也都一个不落提溜自家最拿得出手的食物如苞米或地瓜或从集市里买来的糖果前去祭拜,表示对阿么的感激之情,同时也求个来年的吉利和安康。
年幼时的我,常常跟着大人们前去祭拜,但却无法体会身边人的那种敬意。在我八岁时,我村庄那一带干旱闹得特别厉害,连续半年没有一滴雨,就连那个圣洁之地,也干涸了,流不出任何乳汁。大片大片的玉米杆被晒得枯黄,奄奄一息。村里人个个心急火燎,天天祈求阿么尽快挤出水来,也恨不得把天砸出个大窟窿,掉个大雨缸下来。村民们不得不走很远的路寻找离家最近的水源,最后才在离家十公里以外的一片树林里找到一潭泉水。父亲带领同村和附近的村民们顶着一头毒辣辣的太阳,越过崎岖陡峭的山路一扁担一扁担把水送到家。我拉着父亲的手,两肩各跨父亲退役后带回的军用水壶,也成为了一名小小的担水员。那时起,我便隐约感觉到阿么的特别之处。
而大人们经历这次旱灾之后,脑瓜突然开窍了,自觉地在房屋周围打起一口口井来,把簕竹削成两半,一节一节连起来,搭成水槽,连到井口。下雨天,雨水便顺着瓦片自屋顶流过屋檐穿过竹凹最后蹦进井底。雨水哗啦啦哗啦啦,一路欢歌笑语。从那以后,去阿么那挑水的人少了,外村人也纷纷效仿,挖井取雨,不再光顾阿么。年节日,也有些长辈带头不去泉边祭拜,似乎是发泄干旱时阿么无法喂养的怨恨。
被遗弃的这湾清泉,并没有停止流淌,还是日复一日的娟娟细流,不急不躁。井边野草越长越壮,越发葱葱郁郁。我和小伙伴们不懂得大人们与泉井的恩怨,出于好奇,我们经常三五成群去泉边玩耍,常常互相打赌会不会有鲨鱼或怪蛇从井里跑出来。鲨鱼自然是没有的,青蛇倒是不少见,爱管闲事的长辈警告我们,青蛇是来抓小孩的“特务”,如果被青蛇咬住或戏弄青蛇就会被抓走。我们吓得再也不敢到泉边玩耍了。通过恐吓的方式,大人们轻而易举,把我们和阿么疏离开来。
阿么再一次被人们津津乐道是因为村里一户赵家的当官儿子,他是我父亲那辈的,在县城里担任某个局的局长。他妻子是地地道道的城里人,却也每年得乖乖跟着他回村里过春节。而县城的公路只挖通到村委会,村委会到我们村还隔着十几公里的山路。因此,每年局长的豪车都只能停在村委会门口,然后局长拽着夫人的手爬着陡峭的山路回家。他妻子化着城里人精致的容妆,抹一口血色的口红,即便是爬山路她也不曾脱下高跟鞋,自然是引人注目的。村里人没见过这打扮,背后议论纷纷。和他“冷艳”的妻子不同,局长虽身份“高贵”却和村里人打得热乎,每次回来都会捎上好多糖果挨家挨户分给村里的老人和小孩。我们这些馋鬼每次过年都盼着他回来,因为他会给每一个小孩,最厚最大的红包。不仅小孩子们喜欢围着他,大人们更是个个削尖脑瓜往他跟前凑,甚至每一次载他回来停在村委会门口不同颜色的车和他专职司机的穿着,都能够让村里人在外村人面前来来回回地回味和炫耀。后来多年,我再也没见过他,只是隐约从大人们口中得知,他拿了属于国家的东西,“进去了”。村里人痛失炫耀的资本,故意装做从不认识这个曾经引以为傲的人,不愿再当众谈起。私底下却议论开来,说他虽为人慷慨却从不仰拜阿么,因此遭到惩罚了。我不知道“仰拜”意味着什么,但却自此,阿么,再一次被捧上了高处。
再后来,村里建起了小学,这口泉便成为了“公家人待遇”,村长认为,小学里的老师,都是城里上过学的“洋娃娃大学生”,不惜放弃城市的发展,跑到我们那穷乡僻壤山沟,是阿么的召唤也是阿么的拥护,所以那泉水只能供学校里的老师饮用,其于任何人不能享受这份殊荣。孩子们的好奇心是最容易被激发的,村长的禁令使我们越发好奇,我们一群小孩趁老师都不注意的时候,偷偷溜进学校厨房,抄起碗大口大口舀着水喝。也许是好奇心作祟,也许是玩耍跑得太累太渴,我们所有的小孩都确定那些从井泉挑来的水是浸泡过糖的,从嘴巴穿过咽喉都是丝丝清甜。在那个年代,那个没有电没有网络没有玩具没有零食闭塞的村庄,于我们而言,水的甘甜就是最最美味的生活饮品。
小学的时光一晃而过,我开始到县里上初中和高中了。每到开学的日子,父亲总是亲自到泉边给我灌满一壶水,好让我路上解渴。后来养成习惯了,我每次出门必备一瓶“阿么”随身携带,像是背着一种使命,即使我并不知道那使命到底是什么。入学初期,农村孩子自带的自卑,使我很难融入校园生活。而班上的同学几乎是县城里的孩子,我没有给他们讲过关于阿么的故事,除了我同桌外。在我们成为同桌之前,我并不知道,她竟然和我是同一个村的,只不过,她是从小到大和外公外婆一起住在县城里没有回过我们村—也就是她的老家。
我们在一起的大部分时间里,她总说起她的童年,关于玩具和裙子,还有和家人到各地游玩的人文趣事。高二的某一天,她给我看她人生中第一台电脑的照片。照片里,她穿着粉红色的蓬蓬裙,小脑瓜上戴着浅蓝色的生日帽,怀里抱着一台白色的台式电脑,笑靥如花,像个天使。那是她七岁时收到的生日礼物。而我,在初二的计算机基础课上,才第一次见到那种类似电视机的玩意。尽管成长轨迹如此不同,我们还是成为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我和她聊起我们的村庄和玉米地,给她讲我和伙伴们偷喝泉水的往事。我们无话不谈,唯独从不提起她的父亲。她说她的梦想是当一名医生,给她最亲爱的却体弱多病的外公外婆治病。高考以后我们依依不舍,哭着拥抱告别。幸运的是,她如愿考上了外省一所有名的医学院,而我也考上了大学。哦,对了,她叫赵暖。
四年后,我大学毕了业,去了不同的国家,和赵暖联系少了。我在国外从事过很多不同的工作,遇见形形色色的人和形形色色的事,每一次愉悦,每一次孤独,每一次徘徊,每一次无助,都会想起阿么,她喂养我,治愈我,引导我,让我不偏不倚地去跟这个复杂多变的世界相处。
2020庚子鼠年,在悉尼居家隔离的某一天,我看见暖暖的朋友圈发了新的动态。准确的说是一张她背影的照片,她裹着白色的防护服后背画一个大大的笑脸,笑脸下方写着一行字“武汉我们来了”。在异国他乡,我突然泪流满面,分不清是是为她骄傲还是被她感动。此时此刻,我仿佛回到阿么身边,和她戏水起舞,提前庆贺这场灾霾彻底烟消云散的那一天。
再见
COVID -19
你好
阿么
你好
暖暖
注释:
”阿么‘’——是我们少数民族语言的发音,指的是母亲和一切美好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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