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写诗，充满了种种难度与向度，这是我读刘潇潇诗集《秋风辞》的深切感受。

      先说写诗的难度。如果仅靠中国新诗百年的诗歌教育来写诗，或许是造成一个诗歌写作者无从下笔无从言说的难度之一。这个难度还在于，你每天都能读到成千上万同质化严重的诗歌，在诗中读不出诗人情怀、情趣、情感，以及文本中深度的思考。读诗已经成了一种让人受累的智知考验，无论何种文体写作，写到一定年限的时候，难度就跳出来找你。尤其在今天更是变本加厉，过犹不及。同时也给那些做年选、选本、读本、选刊者带来了更多的难度。

      刘潇潇原先一门心思写小说，若干年前，他转身断断续续写诗，集腋成裘，终有回报。所以我更想在他这个“个体”与诗歌同质化语境下来谈谈他的诗。他的诗有着高密度的“饱和感”，有地域、有行业、有生态，甚至从民间故事里化出魔幻现实主义的元素，这得益于他的故乡云南省思茅区大庐山，也得益于他扎实的生活根基。“澜沧江死了海的梦想/在侵占两岸青山/想把岸边的巨石孵成鲸群”（《落日下的思茅港》）“神啊，后花园千家寨的溪流上/您就不用再架桥了/风扯倒的古木/就能通向小桥流水人家了”（《哀牢山上的祈祷》）“稼禾生长，生死轮回/都在鼓声里更替/这个幸福的村庄”（《克曼村的十二个鼓声》）我常常被这首短诗所吸引和震撼，克曼村是云南省墨江县的一个哈尼村庄，他把一年的十二个鼓声都写出来了，从正月的祭竜鼓到腊月的迎新鼓，每个月的鼓声都不落下。他如同这个村庄的鼓手、歌者、祭师、诗人，我看中的是来自他这首诗的泥土味和草根性，其次是他具备了良好的向度。

       若从一个诗人的写作向度来讲，比任何理论上的说辞都关键。刘潇潇的写作是有根的，有来龙去脉，有起承转合，有道法自然。几年来，他的诗歌数量屈指可数，长长短短大大小小就是一部诗集所能呈现的文字。他甚至写一首诗都那么慢，那么拙朴，他就是向后退的写作，往小处写的初衷。看看这些题目就让人会心一笑，如《棠梨林中捕鸟的人》《景迈山上的遗训》《邦崴一景》《以父为牛  耙早稻田》《石头的云南村庄》《高高的拉祜山上》等，在云南普洱市地域，他写过哀牢山、无量山、拉祜山，也写过他的村庄大庐山。人们常常会说——我是有故乡的人！但在文字的表达层面上，故乡早已面目全非，回天无力。用张爱玲小说中的一句话表述就是“我们都回不去了”。其实，刘潇潇的诗歌已经具备一种坚硬的质地，一种抹不掉的“身份”密码，他用自己的坚韧凸显诗歌的“在场”，他这个“个体”的介入与思索，所以无论是村庄、林场、民工、黑户，甚至一只鸟，一朵花，一棵树，一只老虎和猴子，他都真情满满地去写，他用诗歌触摸了人在生活中的疼痛感，以及一个诗人的悲悯之心。如《山村如是说》《二柱》《杀猫》《一位民工的十个脚趾》《森林里学伐木的孩子》《守火记》《访沙坝田黑户不遇》《拔老虎签子》等。

      我最好停下喋喋不休的虚妄说辞，不妨听听来自各方面对他诗歌的“发声”。

      著名诗人、云南作协副主席雷平阳先生对刘潇潇的诗歌评价说：“他并不特别精致的描述，几乎不作隐喻、象征一类的经营，竟然深具诗性而如此感人，盖因为他的写作，与《诗经》的作者们，与杜甫、白居易如出一辙，就是把生命喂在诗里，在诗境中行走的过程。”云南作协副主席、作家李开义先生也道：“刘潇潇是普洱森林里的诗意记录员，他以诗歌叙事的方式、以一个个趣味盎然或触目惊心的故事和细节，记录了来自普洱、只有普洱才有的陌生而新奇的诗歌文本，描述了一个鲜活生动的普洱山民生活的现状，人与森林、人与动物的矛盾、冲突、融合的世界。”诗人、《解放军文艺》杂志主编姜念光先生称：“相对于许多著名诗人的作品，读刘潇潇的诗歌令人有着更多的惊异。那些来自书房的诗看上去老练成熟，却少了鲜活的生活气息和心灵冲动，是第二手的诗歌。而这些诗是第一手的，它们来自山野、丛林和生死现场，真确如斩，痛痒切肤，呈现出淋漓丰沛的生命情态。”

       懂得诗歌写作难度与向度的诗人是有方向感的。

     （诗集《秋风辞》，刘潇潇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3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