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学研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持续了三十多年的繁荣昌盛局面，涌现出浩如烟海的学术成果。要在这么多成果的基础上，再将唐代文学研究向前推进，其难度可以想见。上世纪四十年代，闻一多先生在《唐诗杂论》中已经敏锐地发现初唐诗歌与初唐时期编纂的大型类书之间的关系。此后，唐人编纂的诗文总集得到学者重视，并出现了傅璇琮、陈尚君、陶敏、吴企明、贾晋华等大家。但是，对唐人编纂的诗文总集的整体综合研究尚付阙如，卢燕新教授的新著《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研究》填补了这一空白。

竭泽而渔的文献收集功夫

文献资料的收集和利用是古代文学研究的最基础工作，像唐人编选诗文总集这样的大题目更是要依赖文献资料。唐人编选的诗文总集，在流传过程中存在大量的佚失，一方面最早的抄本或刻本被更好的善本替代，可能导致原集被淘汰，另一方面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大型总集的编纂，又造成很多被使用过的原集被遗弃，而当这些大型总集（如《永乐大典》）遭遇战争或其他灾难而损毁，就必然造成更多的原集消失，因此，唐人编选的诗文总集流传至今的已经屈指可数了。然而，唐代以后的史书经籍志、艺文志和历代公私书目却记载了大量的唐人编纂的书籍。卢著尽了最大的努力，在占有现存文献资料和历代研究者及当代学人成果的基础上，尽最大可能还原了唐人编纂文化的基本风貌。从卢著所引用的文献来看，囊括了古今中外的相关成果，对流传至今和虽已佚失却能够考明的典籍都作了细致考述，给人一种洋洋大观的印象。这种竭泽而渔收集文献的功夫值得肯定。

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独特视角

学术界一向很关注对现存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的个案研究，而对那些佚失的著作则关注较少。傅璇琮先生主编《唐人选唐诗新编》收录了现存的十三部唐诗选集，像其中的《河岳英灵集》就出现了李珍华、傅璇琮《河岳英灵集研究》（中华书局，1992年版）的专论著作；对于一些佚失的唐人典籍也有学者高度关注，像陈尚君先生《唐代文学丛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傅璇琮先生《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80年）、《唐诗论学丛稿》（京华出版社，1999年）、《唐代科举与文学（增订本）》（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陶敏等《隋唐五代文学史料学》（中华书局，2001年）等，但都没有综合研究，留下了研究空间。卢著正是在这些已有成果的基础上，采取更加宏阔的视野，展开全方位的研究，正如傅璇琮先生在卢著序言所说：“他没有局限于对传世十三部诗歌选本的考察，而是把唐人编选的诗歌总集与文总集同时纳入研究范围，上溯其源，中论其变，下述其流；既研究编者群体，又研究编选收录的文士及其作品，也研究传播过程中的错讹舛误。……这些研究，将唐人编选诗文总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整体考察，其研究视野是值得肯定的。”（第2页）这种视野就是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既从宏观上把握源流演变，又从微观处着手。

值得指出的是，卢著对待材料是细大不捐的，小到只有七首诗的《七老会诗》与规模宏大的巨帙五百卷的《玉山瑶海》、一千卷的《文馆词林》是具有同等价值的，甚至我们看到后者只出现在总述中，而前者却用整整一节来加以考述，这样的处理更显示出著者独到的学术眼光和视角。

谈到研究视角，就不得不说说卢著的接受史观。卢著将唐人编选诗文总集作为一种前后承接的文化现象进行考察，就决定了必须采取接受史的视角，因为唐人编选诗文总集虽然有各自不同的目的、动因、环境等主客观条件的差异，但是作为一种文化传承不可能切断与先唐积累的编纂经验、方法、体例等方面的联系，而是在继承中有所创新发展。如最为精彩的第三章以今存《玉台后集》等五种诗歌总集为中心考察唐代诗歌总集编纂者选录女诗人诗什及其心态，不仅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还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考察了唐人对待女诗人的态度。又如第五章《唐人编选诗文总集与文献传播》，不仅研究了这些诗文总集在唐代的传播过程、方式、媒介，还研究了传播的对象、效果及其影响，更研究了这些诗文总集在朝鲜半岛及日本的域外传播情况，可谓博大宏伟。

考论结合与数据统计的研究方法

在充分占有材料之后，又有宏通而精细的研究视野，接下来就靠恰当的研究方法了。卢著主要采用考论结合与数据统计及比较研究的方法。

著者得到乃师当代唐代文学研究巨擘傅璇琮先生的真传，擅长考论，很多章节都是运用考论结合的方法，如精彩的第三部分第十一章《唐人编选文总集辑考》就曾经以论文形式发表于《文史》（载2008年2期），第二部分第一章《〈续诗苑英华〉考论》也曾发表于《文学遗产》（2008年3期），第二部分第三章第三节也曾以论文形式发表于《文学评论》（2009年3期），这三家杂志都堪称最权威的学术期刊，可见这些章节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这些成果都是考论结合的典范。还有第五章第四节《宋人著述对唐人诗文总集的误收——以〈新唐书·艺文志〉、〈玉海〉为重点》，也是精湛的考论，搞清楚了张楚金《翰苑》七卷与张楚金《翰苑》三十卷之间的关系，认为“七卷或者在三十卷之中，属多种文体合集。或一为总集，一为别集”（第199页）；对元思敬《诗人秀句》二卷与元兢《古今诗人秀句》二卷，学界倾向于认为元思敬即元兢，但卢著以丰富的材料考明实乃二人，元兢所编书名是《古今诗人秀句》，成书年代在671年左右（第201页）……这些都彰显了著者的考辨功力。

数据统计是近来得到学者青睐的一种重要研究方法，借助数学统计分析原理，对一些著述作相关的数据统计，得出的结论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卢著运用此法相当娴熟。如对《河岳英灵集》的探微，就大量采用统计表，通过统计数据论证了殷璠此书选诗体裁特征及偏爱古体的心态；搞清楚了选诗的内容特征与向往出世、因为壮志难酬而感到苦闷的心态；探明了殷璠纂选诗人职官特征与发愤著书的心态。然后又通过大量统计表来探讨殷璠对李白诗的品评，最后论述《河岳英灵集》与《国秀集》的选学观、诗学观的差异，从编纂文化上升到文学批评的高度。还有对《极玄集》的研究，也是通过大量统计表格，搞清楚了选录王维诗数量及排序特点、选录王维诗的题材特点、体裁风格特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