燎原，当代诗歌批评家。威海职业学院教授。著有《海子评传》《昌耀评传》等专著多部。

本世纪初，我曾多次称自己为“前诗人”。这是因为时常有一些关于我的介绍，称我为诗人，而我已于20世纪90年代初就不再写诗，因此，只能以“前诗人”自谓，避免名实不符。

仔细回想起来，我的诗歌萌芽期很早，似可追溯到我在陕西老家读小学时。有一天，我得到一本名为《杨七郎打擂》的小人书，便迫不及待地在课堂上埋头看起来。当看到攻擂的少年杨七郎将权臣家的恶少踢下擂台，正为之心花怒放时，书却被老师突然收走。晚上回家后，我先是失魂落魄地做完作业，继而是愤怒，接着越想越愤怒，遂恍若为杨七郎的神武气概所附体，我在作业本的最后一页写下了生平第一首分行文字。大意是读课外书无罪，我绝不服气之类。结果第二天被老师叫到办公室，训斥我的第一句话便是，没想到啊，你还是个诗人！

多年后想起这段往事，我对“愤怒出诗人”之说就有了特别体会。而我与诗的羁绊始终缠绕着某种隐秘情愫。比如，当我看到黄昏巨大的落日映红村外的田野，而四周鸦雀无声时，竟有了想流泪的感觉，而且还真的拿出了铅笔和纸，只是没有写下任何字句。

我平生第一次发表诗歌，是在1977年的《青海日报》上，一首香烟盒大小的时政抒情诗，署名为“青海农机工具厂工人唐燎原”。而不久后再发表时，我的诗作已升级成“两个香烟盒”，署名则变更成“师范学院中文系唐燎原”。从此，我在这种流行的诗风中迅速有了“燎原之势”，名字也随之成了燎原。

1979年，我结识了刚刚回到《青海湖》编辑部的诗人昌耀。读过他的一些诗歌后，我像被漩涡骤然吸入，遂决定更换写作方向。由此开始，我一方面醉心于《山海经》《亚洲腹地旅行记》《草原帝国》这类著作的阅读，一方面沉浸于黄河源头、柴达木盆地及西藏、敦煌、帕米尔高原、西夏王陵等西部大地的游历……

我由此进入了真正的诗歌写作，开始在省外的一些报刊发表作品。那个年头，大家都讲究发表作品的刊物级别，而我的相关记录有：1985年在《人民日报》发表十多行短诗《牛的雕塑》；1986年和1987年先后在《诗刊》发表《汉槐》和《沉舟》两首诗作；《人民文学》1986年第3期发表了我在祁连山采风后所写的《雄鹿》一诗。还有个特殊记录——《萌芽》1988年第1期发表了我创作的名为《创世纪》的组诗，并获得了该刊的年度诗歌奖。第二年春季，我先是前往上海，又转场到江苏金坛的活动举办地，切实享受了一回诗歌带给我的荣耀，更由此获得了一个特殊待遇：由杂志社资助，为我出版一本诗集。几经延宕，这部名为《高大陆》的诗集作为“萌芽新诗丛”之一种，于1996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这个时候的我，应该算个像模像样的诗人了，但这部诗集的出版并未让我顺风扬帆，反倒更像是对诗歌一次富有仪式感的致敬和告别——我的诗歌生涯已于这之前的1992年戛然终止。

终止的原因有两点，其一是我于这一年的年底从青海调动到了威海，这一调动像是突然抽去了供给我地理气场的脚踏板，我的诗歌写作由此悬空。为此，我还专门写过《高原与海：悬置中的箫声》这样一篇短文。其二则是基于我对自己新的认识，其实从1979年起，我在诗歌写作的同时就开始了诗歌评论。先是关于昌耀及青海本土诗人的评论，继而是关于西部诗歌及西部诗人的评论，再接着，是关于海子和国内先锋诗人的评论，一路风生水起。到了1992年初，我应邀撰写的《西部大荒中的盛典》一书付梓（当代诗歌研究中第一部谈论西部诗歌的专著），而我倾力最多的诗歌创作却未达预期。就这样，我再次更换了自己的写作方向——从一名诗人变为研究诗人、撰写评传的评论家。

再次进入诗歌写作已是将近二十年之后的事情了。此时，我因不时参加各地的一些诗歌活动而被要求交“作业”，开始了断断续续的诗歌书写。这个“断断续续”的意思是，人们并没有由此看到一位“前诗人”的满血复活，却也不乏对重新出场者的新奇关注。一位毕业于北大、在美国某高校任教的诗人偶然看到我的诗歌后，特意托人与我联系。另一位诗人朋友在微信中转发我的诗歌时，特意写了这样一句话：“我羡慕有经历的诗人。”这就是说，我是一个有经历的诗人，我在诗歌中写出了自己的经历，我的诗歌由于这种特殊的经历元素，而让他的心为我动了一下。

这个说法也让我蓦然心动，回过头来看我从早年到现在的诗作，其实就是由个人人生履历和精神文化履历交织而成，并因此有了某些特殊意味。

那么，下面就简要介绍一下我的履历。

我1956年出生于青海某骑兵团营地，其时我父亲与他们那一代骑兵正驰骋在青海南部草原，并担任过护送班禅大师进藏的任务。而那些叱咤风云的战马，也成了我心中的永久情结。

五岁时，我随母亲回到陕西关中的唐家村老家。老家留给我深刻记忆的，除了黄昏中的落日，就是村庄北面二十里处九嵕山顶的唐代昭陵，它高兀巍峨，俯视了我的整个少年时代。那里有来自西域的六匹天马，它们曾随秦王李世民征战，此后又以“昭陵六骏”的不朽石雕驰名于世。

读高中时我又随母亲回到青海，1973年冬，我与一群同龄人一起，跨过黄河上游一道大雪中的浮桥，成了一名在汉藏民众中杂居的“仄歪着腰身”的知识青年。

接下来便是1975年回城，我在一家千人大厂中做复杂刀具车间的车工，操作C—620车床；1977年恢复高考后，成为青海师范学院中文系七七级学生。毕业不久，我成了一家报社的编辑兼记者，由此得以时常行走于辽阔的西部大地，直至1992年底调入威海。而地处山东半岛的威海本就属于黄河出海口的延伸地带，这也就意味着，我人生的上半场和下半场就是由这样一条九曲十八弯的大河所贯通，正像我的个人履历。

我的诗歌写作也是这样，随着我人生履历的主线时断时续。直到2024年，我再次获得了出版一部诗集的机会，于是就有了我的第二部诗集，以及诗集标题《履历》这一顺理成章的命名。《履历》中的作品，由我前后两个时期的诗作所构成，是我从两个时期的诗作中一再筛选的结果，并分为上下两编。

这里先说一下我早期的诗作。我早期诗作的数量比较庞大，而我筛选出来的只有三十来首。它们基本上呈现了我早期的写作轨迹和心灵轨迹，也再现了一位青春期的诗人从最初的单纯走向复杂，进而在青藏高原神话与现实交织的宏大时空里，天马行空的汪洋恣肆——主要指《黑旸山》《高大陆（上）》《高大陆（下）》这三部长诗。《黑旸山》的主题比较明确，属于高原上的草原原生文化范畴，它以冰雪与灾难为基调，刻画高原生命族群在严酷的大自然中历经劫难终获重生的生存图景。而两部《高大陆》则是对高原大时空的玄想和史志性书写。前者涉及生命起源和史前神话，及其之于现代生存所投射的驳杂信息。后者大致是高原上的沙漠戈壁，它以沙漠与火为基调，勾连高原地质演化史，尤以沙漠腹地石油开采者为原型，构筑起创世神话般的现代史诗。

在此我想特别强调一下，“高大陆”是我为青藏高原自造的一个语词。这个语词在我1987年发明出它之前，可谓前无古人，但却后有来者。若干年后，它不但出现在一些西部诗人的诗作中，还显赫地印在某些诗集的标题中，诸如“高大陆上的吟唱”之类。我在网上“百度”了一下，它居然还成了某些个人网站和企业集团的名字。

另有一件事也需要一提：在编选早期作品时，我意外地发现了著名编剧邹静之为《黑旸山》撰写的一篇短评：《〈黑旸山〉的结构及其他》。此文与《黑旸山》一起发表于1988年第8期的《西藏文学》——按该刊惯例，每逢重点诗作即配发评论，时任编辑马丽华特约邹静之执笔（在此附带提一句，该刊1985年发表昌耀的《慈航》时，我亦受邀写过《诺亚方舟：彼岸的赞美诗》一文。这也是有关《慈航》最早的一篇评论）。邹静之当时是《诗刊》编辑，同时是一位写出了极出色的诗作，却无意于诗歌功名的诗人。多年后，当他以《铁齿铜牙纪晓岚》等一系列影视作品成为王牌编剧时，估计很少有人还记得他的诗人身份。而这篇评论此次再读，其对作品透彻的洞察和中肯指说，让我有如遇知音般的珍贵之感，因此，特将此文收录于诗集之中，为过往的岁月留下一份存档。

最后，再简要说一下我现今的作品。与早期诗歌浓郁的游牧文化元素和史诗指向的高蹈风格相比，我现今的诗歌则转向无明显题材指向的随心所欲——在寻常事物中体认隐秘的诗意，并且在语言呈现上更倾向于扎实、准确，把话说透的表达。我想这两者之间没有优劣之分，在不同的阶段书写不同的诗歌，这是一种基本的心灵诚实，正如我在《落日观察》一诗中的体认：“我所观察到的落日不是陨落而是诞生/一种在燃烧中诞生的/贮满伟大的疲惫，磅礴而又晶莹的生命。”这样的体认，无疑来自生命经验之于我的赋予。

——选自《星星·诗歌理论》2025年6期

编辑：王傲霏

二审：牛莉

终审：金石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