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记小时，随祖父首次读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短短几句，在祖父的耐心解释下，站在床前抬头望月的一幅景象便跃然纸上了，虽然还是一知半解，但那个叫李白的诗人似乎并不单单只是描述这幅画面，小小的我似乎看见这几行文字中流淌出了一股淡淡的忧伤。
      直到小学时，随母亲去出外地，一去便是两个多月，一天晚上我不经意的走到阳台，望了一眼空中的圆月，几乎是十分自然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两句脱口而出，自己都不禁暗暗一惊。即使相隔古今，不同境遇与情况，同是思念，就能以诗共情。这便是诗无可替代的魅力。
      文字是人类用符号记录、表达信息以传之久远的方式和工具，而诗便是文字应用史上的无愧明珠。当文字以某种特定的方式排列起来，形成一种意境或意象时，便能表达出一种情感倾向而引发读者的情绪共鸣，这便是好诗扣人心弦而引人入胜的原因，一些诗在更深层次上也会直接或间接地表达出作者的思考和思想，将诗的内容诠释的层次引向新的高度，从而有了深刻的思想性。这样的诗往往能对读者产生更大更深的影响。
      好诗的标准之一便应该是思想性与文学性的并驾齐驱。很多时候深邃而粗糙的语言给予不了诗词应有的美感，表达效果会大打折扣，给读者乏味刻板的观感，使其不一定是喜闻乐见的，所以其表达思想与情感传播也会受到阻碍。而有时如果仅仅是专注于雕琢字句而不赋予诗应有的灵魂内涵，再美的词句也是空洞而华丽的披风，只有随风飘摇供人摆布拼贴的命运。这样的词句，即使凑成了满篇虚词，于人的感觉也只是无病呻吟罢了。这样的文风既是降低诗歌整体的水准与背离创作的初衷，也是对文字和词汇的不恰当应用。
      其次，好诗的感情应当是纯粹、率真而不做作的。仅拿流传甚广的唐诗《春望》为例，“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二句自然地展现出作者焦急惶恐的心情，仿佛花也要为之溅泪，鸟鸣亦会惊心了。“感伤国事，不禁涕泪四溅，鸟鸣惊心，徒增离愁别恨。”从句中可以直观的感受到，诗人此时是真情实感的吐露，恰到其分的比喻与夸张与诗人在诗中所裹挟的真切感情相得益彰，具备的历史性、文学性、艺术性便淋漓尽致的展现出来，给予读者足够的情感与思想的双重共鸣，这便是杜少陵的《春望》能名句迭出且流传甚广原因之一。反观我们当代人的少部分作品，为了充分描绘美好的景物，便认为各种美词巧句绝对是多多益善，词藻华丽却扭捏造作，句式精美却言之无物，正如同《诗品》中记载汤惠休曾曰：“谢诗如芙蓉出水，颜诗如错采镂金”这是在评价谢灵运与颜延之的诗风，谢灵运的诗清新干净，而颜延之终身都认为此点为其作诗的弊病。古诗如此，当今亦然。
      所以，愚以为若要写出好诗，不仅需昂扬的文采与丰富的积累，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与不扭捏作态的正确态度及文风更应重视。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好诗作为人情感的共性载体的作用，为诗歌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与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