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我们一家去银河公墓给我爷爷奶奶扫墓。今年的清明与往年不同，天气清爽，阳光灿烂，我们一行人按照网上预约的时间来到我爷爷奶奶墓前。因为是提前扫墓，避免了人流拥挤。因为人少，墓园也显得特別宁静而且肃穆。还有一点特別的是，今年是我党建党百年，爷爷奶奶他们都是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老革命，老党员。我们缅怀他们，重温他们走过那不平凡的革命道路。
       
       我奶奶是一九九七年去逝的，她的祖籍是江苏淮阴县，她是抗战末期加入新四军的，解放战争时期，参加过淮海战役，随二野渡过长江。她与刘世龙，电影《英雄儿女》的男主角是战友，在文工团工作过。渡江后，二野兵分西南两路，刘世龙随西路解放西南，我奶奶随南路解放广州，这些事情在党史中都有记载，就不在此多作赘述。
 
       淮阴县地处淮河流域，河道纵横，十年九涝，还是血吸虫病肆虐最严重的地区，而且战乱频仍，老百姓苦不堪言，原来的渔米之乡，变成了人间地狱。新中国建立后，第一项大型水利建设工程就是根治海河，第一项人民卫生健康工程就是消灭血吸虫病，由此可见，在解放前，那里多么贫困！那时那里女孩子人生只有三条出路，要么去上海当纺织工人，要么去上海流浪，要么当土匪的押寨妇人。那里的男子，十有八九都当过土匪。奶奶却选择了当共产党，参加了新四军，因为她仰慕新四军纪律严明，奋勇抗战，她亲眼看见新四军战士不顾自己安危掩护群众转移，将疯狂的日寇引向自己，她是共产党从地主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农民，她是革除了缠足的妇女。妇女缠足是旧中国的封建陋习。旧社会，苏北的女孩子从小就要纏足，可是我奶奶除外。她家七姊妹，她最小，持宠而娇，拼死抵抗，祖母宠她，于心不忍，但是还是留下了明显的纏足伤痕，那就是她的脚五趾尖拢，脚掌中有一道很深的横纹。是共产党将贫苦的妇女从这封建桎楛中解放出来。
       
       经受过新旧两重天的奶奶，成为了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她怀着对党的忠诚，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在读大学期间，她将自己的列宁上装一分为三，里中外分別分给衣衫单薄的同学，将肥皂一分为四分给同学们使用，牙膏买到手后与同学们共用。那时，生活物质亏乏，那时大学生都很穷，那些生活用品都是政府照顾南下老干部的特供商品，奶奶就这样大大冽冽地分给的身边的同志和朋友。那些大学生们冬天穿着单衣，赤脚趿着夹指拖鞋来上学。南方的广州，冬季还是很冷的。奶奶就这样将党和政府的温暖传播给了周围的人，同志们都亲热地称呼她：大姐，唐大姐。
      
       然而，奶奶对待自己的两个孩子我父亲和姑妈却很严格。我父亲给我讲过一个故事，他说，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国家的社会治安平稳，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父亲让奶奶给买一支羽毛球拍，九钱九分钱。奶奶当即表示同意，条件是下个月发工资的时候，因为当月的钱已经寄回老家援助那里的穷亲戚了。老家的亲戚是那里最先富裕起来的农民，在奶奶的资助下，她的侄子们分家建起了连排五套一房两厢红墙大瓦房，前院左边农具房，右边葫芦架晾晒衣服，后院养鸡鸭和围猪圈，自己儿子的羽毛球拍却一拖再拖，下个月，再下个月，最后也没买成。我奶奶那村子距离淮阴县城五华里，现在早已成为市区，淮阴市区的房价早已从原来的每平方米两前元飚升至两万元。姑妈说：“要说遗憾，你奶奶当初不该上大学。”
       
       广州解放后，奶奶转业到华南局宣传部工作。由于工作很出色，又在部队文工团时接受过文化扫盲，有一定的文化基础，所以工作能力比较强，经常能够圆满地完成组织上交给的任务，因此受到领导的赏视。可是，奶奶却处处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她感觉自己的文化水平低，工作能力越来越赶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于是向组织申请去进修学习。正好当时，组织抽掉一批干部上大学，与此同时，领导正考虑提拔她。因为她革命资历最老，而且工作出色，将她排在了晋升候选人的第一位。很多人劝她选择晋升，说以后晋升会越来越难。当时晋升一级，不仅是工资收入增加，而且还有其他附属待遇也很多，也很优厚。当时，住房和用车，都是按照干部级別分配的，以奶奶的级別，晋升一级住房面积将增加三四十平方米，工资收入也相应增加上百元人民币。可是奶奶毅然决然地将晋升名额让了出来，选择了上学，说：“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之后是国家遭遇了浩劫，在职职工工资整整二十年后才做了 。

       两年速成中学，四年大学本科，整整六年，她的老战友刘世龙从一位普通的文艺战士，成长为著名演员，获得第31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终身成就奖。奶奶大学毕业后却一直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直到离休，上世纪1997年去逝时，还只是享受离休待遇的科级干部。一直以来，每逢回顾往事，我都对奶奶的人生表示遗憾，但是，父亲安慰我们说：“不管遗憾过往，总的来讲我们的生活都比普通人过得好。” 

       心底无私天地宽。我们家的人，对名利的淡漠，似乎是遗传的。我爷爷参加革命比奶奶和姑姥爷都晚，级別却是最高的，离休前任重工设计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可是我的家人没有与之有关联。我姑妈是病理科医生，是钟南山院士的助手，我父亲原来在外资企业工作，都与爷爷的工作不搭界。在改革开放初期，干部工资第一次调整，国家的基础建设突飞猛进。干部晋升，爷爷让！工资调整，爷爷让！单位分房，爷爷让！出国考察，让！让到最后奶奶跟他发火大骂：“一个大院长居然才住七十平方米，女儿都高中毕业了还跟弟弟挤在一个房间里睡上下铺，还怎么结婚嫁人？”姑妈摔碟子摔碗，气得哭道：“人家的父母都为自己的子女着想，为自己的子女安排好工作，你也总关心人家！我的工作呢？我是你们亲生的吗？”再哭再闹也没有，这是爷爷的党性原则：单位的工作，绝不牵扯私人关系。那时候，我们家天天晚上有人来访，爷爷躲在外面不敢家。爷爷在任时威信很高，一方面积极拨乱反正，为老知识分子平反，另一方面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解决了夫妻长期两地分居的问题，配偶农专非问题，子女工作问题，上业余大学，招聘进设计院工作问题等等；另外，响应党的号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积极提拔年轻有为的知识分子担任领导岗位，离休后当年老同事们一直保持来往，组织上年年派人来看望他，去逝时很多老同事老战友和单位领导前来殡仪馆那最小的告別厅为他送行。
        
       那一天是晴天，在告別仪式上，面对爷爷的遗体，站在第一排的是我的姑妈、姑夫、爸爸、妈妈，我在第三排，我们个个腰杆笔直，低头默哀。我的姑妈顾莹莹，临床病理专家，国家呼吸疾病实验室病理中心主任，广州医科大学呼吸健康研究院的临床病理学科的科技带头人，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凭着自己优秀的工作表现，成为了工农兵大学生，又以优异的学习成绩留校当病理学科助教，边干边学，一步步成为了临床病理学科的科技带头人；我姑夫，二等军功获得者，还有我的父亲，我的母亲，他们是红二代。爷爷奶奶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金钱和物质才富，却留下了良好的家风和优秀的革命传统。父亲说：“我们没有钱，也没有权，可是我们有智慧。”
       
       爷爷身上覆盖着党旗，在向爷爷鞠躬告別时，我的泪水夺眶而出：爷爷，您和奶奶都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您们未尽的共产主义事业将由我们这一代人继续来进行下去。

       爷爷去逝后，与他的骨灰和奶奶的一起合葬的银河革命公墓内，我爷爷的姓名叫顾文涛，奶奶叫唐亚林。那一块墓，是那里规格最简易，是父亲按照我们家族的一贯传统买下的。对比周围宽阔高大的墓，我爷爷奶奶的墓虽简，香火却旺，因为我们年年清明都来，除了缅怀先人，还要接受家族的革命传统教育，我等是第三代，是红三代。（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