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解题。语言与语音从来就是变动不居，且有时间地域差别的。本文所说汉语古音，只指古代韵书书面材料所反映的官定音韵系统，并非某个具体时间具体区域古人的真实语音——因为那真实早已湮灭。而汉语今音，则仅指以汉语拼音方案为准的普通话。


随着近一二十年古文化热的兴起，关于古汉语语音的研究探讨，也走出原来囿于少数语言学家的书斋，成了网络热点话题。特别是个别语言学者，或为普及古汉语知识，以期引起大众对自己学识的关注，突破了汉语音韵学的“拟音”——只是从发音方法和部位对古声韵分类——的传统，搞起了以今日汉语方言语音为参考的“新拟古音”，即企图复原汉语古音，于是网上盛传各种拟古音的诗词文赋朗诵音频。

当然，这些拟古音频大多只是少数语言学研究者的一家之言，并未取得学界共识。其中一些还过份追求上古汉语可能存在的双辅音甚至多辅音的复音节，结果把古汉语语音搞得如同斯拉夫语音。更重要的是，由于古代没有录音设备，古人发音的真实情况不可能留存。今人研究古音，当然可以从古韵书、古诗文等书面资料，以及各方言中保留的古音遗迹，进行推论；但要原汁原味地复原古人发音，则根本是不可能的。这应该是语言学界的共识。

但正是这些类似噱头的拟古音频，也引起了汉语古今音优劣的激烈争论。尤其是许多缺乏语音学知识，又出生于某些方言区的人，因为拟古音频中借鉴了他们所熟悉的方言母音，不免亲切而生好感，因此大肆宣称汉语古音（即那些“拟古音”，是否真是古音已无从证明），比今日的汉语普通话更好听、更优美、更应发扬光大。

因此，才有了这篇通俗小文的题目。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语言及其语音，只是人类表达思想感情的手段。只要能准确有效地实现交流思想感情的目的，本身并我优劣之分。

当然，语言的发生、演进是受各种因素影响的，包括外部自然条件，以及人类自身神经和发音器官的进化，尤其是社会活动及交际的深入复杂。

由于上述因素的差异，人类社会发展出几万种不同语言。我们虽不能以进步论的标准判断它们之间的优劣，但的确也存在发达与落后之别。更重要的是，作为思维工具，不同语言及其语音，具有各自的特点。

比如我们汉语，由于词汇以单音节和双音节为主，一音多义和同音词大量存在，因此影响到汉民族的思维特点，不以概念清晰为尚，而以联想、引申、转义、谐音、隐喻、双关等文学修辞为长处。而英法等拼音语言，其词汇并无音节限制，因此每个概念都可造一专有词汇。因此这种语言就更适于表达和发展出严密的逻辑思维。

语音作为语言的物理外壳，其发生与演变首先受人体发音器官及支配其运动的神经系统的限制。因此，人类所能发出的声音种类，总是有限的。

语言学认为，语言的进化，在反映人类社会实践与思维深化进程中，遵从两个基本原则。一是精准要求，即尽可能完备、准确、细致地表达思想概念。这个原则促使人类使用更多的语音，创造更多的词汇；同时也促进了人类发音器官的进化。二是简约要求，就是语言的效率或经济性，即以尽量少的语言音素去表达思想，以求尽量节省神经肌肉的能量消耗。

上述两条原则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并在不同条件下或达至某种平衡，或失去平衡而促使语言发生变化，从而构成语言演化的内在动力。

本文所涉汉语语音的嬗变，同样遵从上述语言演进的原则。

其中精准原则，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随着发音器官的进化，产生了更细致的发音部位区分，即古汉语没有的舌面音舌边音，在近现代汉语中都有了。二是为弥补汉语发音简约化造成的同音词问题，汉语由原来的以单音节词为主，演化为以双音节词为主。今日更是出现大量多音节词。

而简约原则导致的汉语语音的简化，更是古汉语语音向现代汉语语音演变的主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复辅音消失了。所谓复辅音，就是在一个音节中有两个甚至三个辅音连在一起构成声母。尽管对于上古汉语是否存在复辅音尚有争议，但现有语言遗迹，比如“孔”演化为同义的双音素词“窟窿”，很可能上古时“孔”字是k和l构成双声母；而“毂”演化为“轱辘”，可能上古时“毂”是gl双声母。今日吴粤方言中，仍存有复辅音双声母的读音。这些似乎都说明上古汉语（正确说应是华夏上古各部族的多种原始语言），极可能存在复辅音。而后来复辅音的消失，正是语音简约的要求。因为在极短时间里要连续发出两个甚至多个辅音，发音器官会因紧张度增加而费力困难。

第二、由多音节变为单音节。与复辅音相关的是，汉语的上古原始形态，很可能存在以两个甚至两个以上音节的固定组合，表达一个词义的情况，类似现代英法等拼音文字。后来随着独体汉字的产生，对语言的单音节倾向发生重大影响，尤其是诗歌对音节整齐的追求，更推动占统治地位的集团、部族、国家主导的所谓“雅言”向单字单音节转化。其间可能经历了两个音节中的一个弱化为次要音节的过程。事实上，今日各地方言中，仍存在一字两个音节，一个为主要音节，一个为次要音节的情况。比如北方众多方言中，表达答应、是、同意等意思的“嗯”，都发为en-na两个音节。

第三、音节的辅音尾消失。这是与汉语声调演变相关的问题。当然若涉溯源，辅音尾是否由次要音节弱化，彻底丢失其中的元音而成，也是可能的。至于上古汉语是否有声调及有多少声调，是存在很大争论的。但一个共识是，中古汉语声调已成系统。而其中的入声字，即是以辅音结尾的音节。因此，明清近代汉语中入声调的消失，即标示汉语辅音尾的失去。直至今日现代汉语普通话，所有音节均以元音或复元音，或被视为半元音的鼻辅音结束。

第四、浊音声母全部清化。所谓发音的清浊，说的是发音时声带是否振动。我们知道，所有元音的发音，都要振动声带，同时元音发声的另一特征是气流不受阻，因而元音就显得洪亮圆润，具有乐音的共鸣性质。但辅音均为气流受阻——在口腔中摩擦、塞闭、爆破，此时若让声带振动而发出明显的声音，这声音不仅混浊而充满噪音，而且发出来比较费力。这也是我们读英文比读中文费力的重要原因，因为英语中有大量浊辅音。而现代汉语中的辅音声母，全都是清音，不需要振动声带。

第五、声韵调数量均简化减少。从总体上看，汉语无论声母韵母还是声调，大趋势都由繁复向简化发展。

先看声母。据语言学家推测，秦汉之前的上古汉语声母，可能在31个到33个；略少于有明确记载的唐末僧人守温36个声母。这种中古声母多于上古的情况，很可能是声母浊音向清音演化中并存阶段的表现。而且，若考虑到学者推论主要以上古书面中“雅言”或官方共同语的材料为据，肯定不能全面反映当时的语音实际——正如我们今日规范的普通话肯定比实际语言特别是方言简约一样，据此可以猜测，上古华夏实际语言中的声母多于中古，也是可能的。至于发展到今天，普通话中声母已简化为21个（另有两个零声母w、y）。

韵母方面，目前语言学家的共识是，上古汉语韵母中的元音音素与近现代汉语基本相同，与人类其他语言也相差不多，因为这些元音是人类发音器官所能发出的几类以声带振动和口腔只做共鸣而不发生阻碍为特征的声音。它们因为响亮而构成音节的听觉主体。但由于上古汉语韵母中存在复杂的辅音韵尾，语言学各家构拟的上古韵母数量相差很大，比如，严学宭先生构拟有97个韵母；郑张尚芳拟为57个韵母。到了中古时的《广韵》时代，韵母增至142个。但后来随着辅音韵尾和入声的消失，韵母也开始简化，直至今日普通话中，只有39个韵母。

声调上，虽有上古汉语无声调之说，但至少在《诗经》时代，汉语声调已与音节韵尾相关。到中古时期，四声即成系统，实则平上去入又可细分。唐时，日本僧人安然所著《悉昙藏》中就记载了当时洛阳、长安、太原的声调，说：“四声之中，各有轻重”。因此后人谓之“四声八调”。今日各地保留古声调的方言中，声调有多至八九个的。但由北方官话演变而成的现代汉语普通话，其声调已简约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

由上可见，至少从中古之后开始，汉语语音在音节、声韵母和声调三个方面，都走向了简化。造成这一演化趋势的原因，我以为主要有三个。

一是语言交流的频度和深度增加，必然更强调语音的效率，以求发音器官能量付出的经济性。于是，那些复杂音节和发音费力困难的音位音素，就逐渐被淘汰了。

二是不同民族语言频繁交流，也淘汰了那些复杂难发的语音。当人们在接触外族语言时，总是最先接受其中发音简单的，容易模仿和记忆的语词及其内含音素。这当然会促使语言语音在交融中发生简化。

三是书面语、官话及诗词曲赋文学体裁，助推了汉语语音简化。由于汉字的独体结构和强大表意功能，可在书面语上缓解因音节及声韵母和声调简化，导致同音字词增加的问题。而官话的绝大部分使用场景即为书面语的交流。因此官话无疑成为语言简化的动力。浓厚的诗词曲赋文学传统，因要追求语音节奏整齐而创造众多格律定式，其整敕绝非只限于书面字数，同时也要求声音的规整对称。这肯定会促使汉语音节从繁复不一走向简明整齐。

那么，以元明清官话演变而成的汉语语音已简约至今，并被大多数语言学家选定为汉语标准普通话——千万不可以为文字语言改革委员会的投票者全是傻子或北京人哟！就免不了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北京语音好在哪？

其实，以北京语音为标准的现代汉语语音，除了简约易学外，与古代汉语以及保留了不同古汉语特点的各方言相比，最大的优点或长处，就是好听。

一种声音好听与否，确实具有极大的听觉主观色彩。比如有人爱听钢琴，有人爱听小提琴，还有人爱听中国古琴。我们当然不能以这样的主观好恶为标准，判定三种乐器的声音孰优孰劣。

但这绝不等于说，对声音的优劣就没有一致的客观标准。至少音乐的存在和音乐心理学都证明一个基本原则：乐音优于噪音。

什么是乐音呢？乐音是由有规律的振动发出的，以一个单频音为主并辅以许多整倍数振频谐音的，让人听起来感觉和诣乐耳、身心愉悦的声音。

与乐音相反的则是噪音，即那些杂乱无章、不合谐的、刺耳的，引起人心理甚至生理不适的声音。

一切音乐艺术，都主要是由和谐、悦耳、动听的乐音构成的。但并不绝对排斥噪音。因为第一，世界上没有纯粹的乐音，一切乐音中多少都包含一些噪音。第二，因表现情感需要，乐器中仍要有鼓、锣、镲等噪音乐器；乐曲中也要有不和谐的音程。但无疑，乐音是音乐的主体。

语音中同样包含乐音和噪音。比如，以发音器官阻塞、爆破、摩擦为主要方法发出的辅音或声母，就基本上是噪音。而以声带振动、口鼻腔开放共鸣方式发出的元音或韵母，就是以乐音为主，因而听起来响亮、和谐、悦耳。

汉语语音由古至今的简约过程，正是乐音增多、噪音减少的过程。正如前述，表现为：

一是音节中属于噪音成分的辅音不断减少并清化，而具乐音性质的元音成分相对更多了。如上古音节中可能存在的双辅音消失了，声母均变为单辅音；而保留下来的单辅音声母，其中的浊音全部清化了，噪音色彩变弱了。入声字音节尾的p、t、k塞音也消失了。同时，韵母也均以元音或鼻音收尾，音节的乐音的色彩也就更突出鲜明了。

二是音节结构变得简单规整了。汉语音节由上古时结构比较复杂，一个字可能存在主要音节与次要音节，演变为现在的简单单音节。每个音节均由声母和韵母两部分组成；声母只能是单辅音，也可以没有。韵母是音节主体；其中韵头（介音）和韵尾可以没有，韵腹作为主元音必不可少。这样每个音节由一至四个音素组成，各音节之间发音时间长度差别很小，而使辅音（声母）与元音（韵母主体）相互间隔明显又具有规律性，因而语音音节流更具节奏感。

三是声调系统简单而对比鲜明了。上古声调复杂而不鲜明，大概是南北朝之前，人们不太关注声调的原因。后来将平上入去分为平仄两大类，固然与诗文声调节律划分不宜过细有关，但也反映出，平声内部的阴阳对立很不明显，仄声内的上、入、去三种声调之间，差别也没有今日上声与去声之间对比强烈。可见，中古时代汉语声调，尤其是仄声，主要还是与声母清浊及韵尾相关的音位成份。而今日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声调，完全成为了脱离辅音音段，只给韵母增加高低旋律的超音段成份。不仅成为区别字义的重要手段，而且阴阳分明、各具独特的旋律——连续的声音高低变化。这也使现代汉语普通话更具音乐色彩。

总之，结论就是：以声音的音乐标准来判断，不可否认的事实就是，现代汉语普通话与古代汉语及尚存古代汉语较多遗迹的许多方言相比，语音的乐音成份更多了，语音的音乐色彩更丰富了。

这有什么好处呢？

首先是好听悦耳。一是没有明显的大量的浊辅音，以及破擦音收尾，因此听起来音色清亮。二是音节间隔清楚，节律整齐，容易形成节奏。三是声调分明，起伏显著，听起来声音具有旋律性。

其次是有利于强调语音作用的诗歌艺术创造。诗是刻意运用语音元素传情达意的文学体裁，这在我们深厚博大的诗学传统中尤其突出。

今日汉语白话诗的众多作品，丧失了语音中韵色、声调、节奏的音乐性，其原因不是现代汉语普通话的音乐性比古汉语退步了，而是白话诗的作者们放弃了诗歌对语音构诗元素的追求与使用，把白话诗写成了散文——甚至还不如散文。

与许多人误以为普通话比古汉语退步的肤浅误解恰恰相反的是，普通话的音乐性是更强更鲜明了。要证明这一点，只要找一首网上流传的，某些语言学者用拟古音朗诵古诗的音频，反复听几遍，再用普通话朗诵几遍听听，这样一对比，拟古音的音质之杂，噪音之多，节奏之乱，普通话的音色悦耳、音质清彻、节奏分明，就非常明显了。

或者，用吴粤方言甚至客家话读首古诗，再用普通话朗诵一下对比听听，也会得出同样结论。

当然，前提是中立客观的心态。许多出生成长于方言区的朋友，因对自己方言母音的熟悉偏爱，往往不愿承认上述事实。正如《邹忌讽齐王纳谏》所谓“私我也”。

请允许我再说一遍，当年投票把北京语音确定为现代汉语普通话标准的专家学者们，还没有堕落到后来看权力眼色说话的“砖家”之水平。这从新中国建国时几乎所有高层决策成员都是南方人，却未影响到投票结果即可看出。

至于这些专家学者的中立客观性，只要看看他们大多也是南方人，也就无话可说了。

现代汉语普通活语音的音乐性之优，理应在诗歌等追求语音艺术的创作中发挥出来，这应该成为今日诗人们的共识，否则，诗与散文失去了体裁之别，诗也就彻底消亡了。



2021年3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