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评论家唐晓渡通过分析诗人与公共性的关系，得出结论——中国诗人最大的问题是思想性比较弱 

观点1：真正有意义的论争，其实反映着反抗和解构，并进行重新建构的内在过程，而这一过程也体现着日渐扩大的诗歌的公共性

　　观点2：如果我们仅仅把公共性理解成介入社会生活、对重大事件发言，那就太简单化了……一定要记取这方面的太多教训

　　观点3：一个诗人的心态应该是充分敞开的，不仅向已知的现实敞开，更向未知的现实敞开……诗人应该清楚在什么意义上谈论公共性

　　观点4：一个悖论是，当代中国现实本身的复杂性是前所未有的，传播手段也前所未有地多元化，但诗人、作家个体没有力量去穿透现实

　　1 从世纪之交至今，诗歌界可谓争论不断，诗歌事件层出不穷

　　与“民间写作”在网络上的热火朝天相比，“知识分子诗人”并没有参与诗歌的网络现场，他们的声音似乎也日趋微弱，看上去像是被“民间写作”逼退到了犄角，当然也可以认为是不屑于介入那样的现场凑热闹

　　从世纪之交至今，中国诗歌界可谓争论不断，诗歌事件层出不穷，甚至伤及诗的品质。
　　著名评论家唐晓渡在接受本报专访时，首先回顾了世纪之交以来诗坛发生的系列争论，他说，很多人早就把诗歌界称作“诗江湖”，一连串的混战把很多诗人都卷了进来，并且制造了众多话题。说起这一连串混战，其标志性的事件是1999年“民间派”和“知识分子写作”的过招。这场被称为“盘峰论剑”的争论，可以说是“三个崛起”以后最著名、最重要的诗歌争论。
　　2000年，各路诗人疯狂写作、发言、出书，重结阵营或划清界限，诗歌空前活跃。这一年，中国诗歌开始大规模进入网络，数十家诗歌网站创办论坛，一大批潜在的人开始在网上写诗。这年吕叶发起了“衡山诗会”。沈浩波一战成名，他对韩东、于坚、杨黎等一一点评，他的评论表明年轻一代要博出位。之后沈浩波和韩东展开了有四五十位诗人参与的“韩沈之争”。2001年，还发生了“伊沈之争”（伊沙、沈浩波）、“徐韩萧杨之争”（徐江、韩东、萧沉、杨黎）、“韩于之争”（韩东、于坚）。这些争论都发生在网络上。“知识分子诗人”并没有参与诗歌的网络现场，他们的声音似乎也日趋微弱，像是被“民间写作”逼退到了犄角，当然也可以认为是不屑于介入那样的现场凑热闹。2001年，在湖州诗会上王家新甚至说：“‘盘峰论争’　是一个阴谋和陷阱。”2006年的“梨花体”事件，在诗歌界也只是个笑谈。

　　2 个体的强大决定了公共性的大小

　　世界级的大师是什么意思？我们为什么要阅读他？原因在于这里隐藏着公共性的真正秘密，它就隐藏在独特的个人发现和表达之中

　　按理说，有争论很正常。如果不断的争论能促进诗品的提升，就是一件大好事；可事实上，令人眼花缭乱的争论过后，并没有留下多少能让人记得住并且能够流传下来的作品。
　　在评论家唐晓渡看来，不应把那些乱哄哄的诗歌事件和30多年来真正有意义的论争混为一谈。真正有意义的论争，其实是当代诗歌发展的某种刻度，反映着反抗和解构，并进行重新建构的内在过程，而这一过程也体现着日渐扩大的诗歌的公共性。开始是确立诗人的主体性，之后是确立语言的主体性，也就是说，不是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诗是更大的主体。解构过程是主体转换的过程，诗人的主体性通过作品的主体性来体现。作品完成后，才说得上是主体性的实现。还有谱系，在背后支撑着诗人的写作。一个有历史感的诗人，即使阅读量再大，也不能简单地说这首诗是你一个人写的，而是有很多元素参与了你的写作。公共性问题就是在此过程中实现的。
　　唐晓渡所说的公共性，是日常生活意义上的公共性。“我们不可能把公共生活看成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堆积。现在我们对诗歌公共性的思考几乎都是由重大事件左右的，好像没有重大事件，诗歌在这方面就会变得无所事事，就不能出声，失去推动力了。这是极不正常的。”唐晓渡的观点是，重大的历史事件当然不应该回避，有时重大事件确实比较耀眼、集中地体现公共性，但和那种一遇重大节庆，就集中定购、批量创作，永远是两码事。这样来看待诗歌的公共性，就完全庸俗化了。而简单地根据读者反应来评定诗歌是否有公共性，也是有问题的。
　　在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诗歌持续的向内转之后，90年代起，不少先锋诗人都在考虑并尝试如何处理个人写作和公共经验、公共视野的关系，然而这种事关公共性的新的转向，在公共视野中却完全变了形。诗人西川因提出诗歌应在质量上与生活和历史对称，却被当作了一个公众人物；欧阳江河因在诗歌方式上提出异质混成而显示出了重大突破，却比以前更容易被归入“自说自话”之列。唐晓渡认为，这种错位现象和一些诗人无法进入公共视野一样令人心酸。
　　历史证明，公共性不能预设。预设是主题先行，是题材决定。公共性不是表态。一个忠实于诗的诗人，不可能不认真考虑这个问题，不可能预先设定某种公共性。
　　“我认为是个体的强大决定了公共性的大小。我们所谓世界级的大师是什么意思？我们为什么要阅读他？一个跟你没什么直接经验联系的人，你为什么会反复阅读他的作品？”唐晓渡认为，原因在于这里隐藏着公共性的真正秘密，它就隐藏在独特的个人发现和表达之中。它从人类经验的层面，从你前所未知的诗意和诗艺的层面抓住了你，哪怕是经过了翻译，哪怕你一时读不懂。比如艾略特的　《荒原》或奥克塔维奥·帕斯的《太阳石》，很多人都读不懂，但那融入了诗人非常复杂的世纪感受。你能说因为很多人读不懂就没有公共性吗？唐晓渡特别强调，如果我们仅仅把公共性理解成介入社会生活、对重大事件发言，那就太简单化了。
　　唐晓渡认为，一个诗人的心态应该是充分敞开的，不仅向已知的现实敞开，更向未知的现实敞开。诗人应该很清楚在什么意义上谈论公共性。既不要简单地反对它，也不要一说就跃跃欲试。唐晓渡说，所有现成的东西，对诗人来说都必须拒绝。语言对媒体、对其他人来说可以是工具，但对诗人来说绝不是工具。它是你生命的延伸，是敞向未知的，面对的是那些还没有被探查过的人类经验。这种公共性，是其他的途径所不能抵达的。在唐晓渡看来，作为诗人，你如果没有深入到新的经验中，有什么公共性可言？哪怕写再大的题材都是无效的。

　　3 中国诗人没有逃避现实，却没有力量穿透现实

　　“思想性”并非指那些既定、现成的思想成果……诗人的洞察力来自他思想的穿透力，而真正具有穿透力的思想，是和人格的力量、行为的力量并行且相互支持的，还需要得到广阔的思想文化资源的滋养。这些大多是发生在文本之外的

　　通过诗人与公共性关系的分析，唐晓渡得出的结论是：中国诗人最大的问题是思想性比较弱。唐晓渡这里所说的“思想性”并非指那些既定、现成的思想成果。他说，任何既定的东西，对诗歌来说都是要警惕的东西。思想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它活在具体的现实关系中，活在万物的普遍联系中，活在你对一朵花、一颗星，或一道伤口的长久的凝视和领悟中。诗人的洞察力来自他思想的穿透力，而真正具有穿透力的思想，是和人格的力量、行为的力量并行且相互支持的，还需要得到广阔的思想文化资源的滋养。这些大多是发生在文本之外的。
　　唐晓渡认为，中国的诗人们很多并没有逃避现实，却没有力量穿透现实。一个悖论是，当代中国现实本身的复杂性是前所未有的，传播手段也前所未有地多元化，但诗人、作家个体的能力似乎不能适应，没有力量去穿透现实，去充分地运用传播手段。他说，原来写一首诗要传递很久才能到文友手上，现在有这么多的便利，本应该有更多思想产出，但情况好像恰恰相反。多数人的思想特别浮泛，且无法积累、成形，更多是打发现实；　而现实本身又呈现为滚动的琉璃球，不具有一种可供从容进行静态模型分析的可能。这些都是对诗人思想、感知、创造和语言能力的综合考验，也是对当代诗歌与公共生活关系的真正检验。
　　诗人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发挥异于一般人的想象力，创造出一种能够打动人心、鼓舞人心的公共话语。在这方面，唐晓渡觉得诗人比学者更能发挥作用。他说，现代世界的单维化、大机器化，使公共话语的重要性更显突出，也构成了对诗语的新挑战。诗人和社会、和读者的关系从来没有这样隔膜、尴尬。在社会漠视诗歌的情况下，诗人怎样一方面忠实于内心，一方面使作品能自由出入公共话语的语境，参与公共空间的拓展和公共哲学的建设，确实是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

 获作者授权发表于中国诗歌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