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岳秀绝，孰与贵邦天台山？” 
　　　——田中谦二《得泰船笔语》 

一 

　　在中国新诗史上，诗人们如何书写异国经验，一直是个有趣的问题。一方面，虽然从长远眼光打量，20世纪并不算长，但是其间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与异国之间的诸种关联会存在着或剧烈或微妙的差异，而不同时段诗人们的异国书写，总会或隐或显地传达出这些差异，这往往指向了诗人们如何理解、如何想象中国以及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因此，他们的诗性书写往往会具有思想史意义上的启示，这在纵向上会提供某种有价值的历史脉络；另一方面，即使生活在相同历史语境下的诗人们，基于个人之间诗学观念的差异、诗学抱负的不同、诗学资源的多样，在将这些异国经验纳入书写时，也会进行不同的处理，因此，最终完成的文本也会呈现出纷繁复杂的诗学面貌，这在横向上关乎理解同时代的多种可能性。 
　　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谈到过一种诗人的“历史意识”：“历史意识不仅与过去有关，而且和现在有关。历史感迫使一个人在写作时不仅在内心深处装着他自己那一代人，而且要有这样一种感觉：从荷马开始的整个欧洲文学，以及包含在其中的他本国的文学是并存的，并且构成了一种并存的序列。这种历史意识，这种既是无时间的、又是有时间的、又同时是无时间的和有时间的意识，使一个作者具有传统性。它也使作者最确切地意识到他在时间中的位置和他自己的当代性。没有一个诗人，没有任何艺术家具有单独的完整的意义。”在艾略特的描述里，传统具有了结构性的意义。然而我想说的是，即使一个诗人不刻意与传统对话、争辩以确立自己在传统秩序中的位置（这有时会显得颇具心机），如果他具有足够敏感、独到的“历史意识”，那么，经过读者、研究者或其他作者的辨认，他的作品无意中也仍然会有效加入传统的秩序里，并给人提供出谈论他的必要性，作为回报，这种必要性会指向我们对于艾略特所说的“历史意识”之欢愉。 
　　在中国新诗史上，书写过异国经验的诗人不在少数，仅以现代为例，随手拈来的便有李金发、戴望舒、艾青、卞之琳等，这些诗人创作活跃期的时代语境或同或异，个人之间的诗学旨趣也各不相同，因此异国在他们的书写中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这些面貌作为一面镜子，也反射出他们祖国意识上不同向度的焦虑，比如政治意义上的祖国、文化意义上的祖国等。很多有趣的、值得分辨的问题都会从他们的书写中提取出来，但是这里，我们不谈这个相对漫长的时段，只以20世纪90年代至今为例，以三位诗人为对象，试图对他们异国经验书写上意识的差异进行一个简单的勾勒，并希望这样的简单勾勒能够指向一个有效而可以不断丰富的问题意识。 
  
二 

　　在一篇论文里，我曾将多多的“田野”视作其诗歌的本体论，在一次访谈里，他也曾说过：“大自然的意象也是我终身不能忘记的，我十六岁那么痛苦的在田野里，我的大学就是农村就是田野。”可以说，在多多的诗歌里，“田野”与祖国具有同构的性质，它构成了多多诗学意义上的祖国。而在1980年代末期过后，多多因为某种原因一直旅居国外，作为一种曾经的实有，“田野”在诗人那里丧失了实感，沦为记忆中的存在。因此，消失的“田野”，构成诗人在异国里主要的言说对象，在对异国经验的书写中，“田野”作为诗学上的祖国、无法返回的祖国，总是多多希望在诗中唤出之物： 

是我的翅膀使我出名，是英格兰 
使我到达我被失去的地点 
记忆，但不再留下犁沟 
　　——《在英格兰》（1989-1990） 

　　在多多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异国与祖国界限分明的并置，这样的书写意味着诗人的异国经验在一种二元对立的差异性中呈现。因此，异国经验在诗歌文本中总是某种具有危险性的存在，它对诗人构成言说上的威胁，或曰失语的威胁。事实上，在我看来，多多对异国经验的书写正是在一种由“失语”所打开的诗性空间中进行的，“失语”，意味着言说能力的丧失，这对一个诗人的荣耀来说是致命的危险；流离异国，“失语”不是肉体机能的障碍，而是“田野”丢失之后诗歌本体论的危机。尽管如马斯特里赫特文学奖所说：“自九十年代以来，多多写出他最好的诗和小说”，但是，多多书写异国经验的内在诗学发生机制，却是基于“失语”的书写，以及由此而来的荣耀感的丧失，这一点则毫无疑问： 

耻辱，那是我的地址 
整个英格兰，没有一个女人不会亲嘴 
整个英格兰，容不下我的骄傲 
　　——《在英格兰》（1989-1990） 

　　如果说“祖国”在多多那里意味着乡村和田野，那么，在张枣这里，“祖国”则呈现出城市的面貌。多多的去国有着政治性的因素，而张枣旅居海外，则与如今大多数留学生并无本质的区别：他1986年赴德，在那里取得了博士学位并获得了短暂的教职，直至21世纪初方才回国。初到德国，汉语实感的丧失也如多多一样困扰过张枣，因此，一种姜涛在谈论丁玲等作家时所说的“硬写”，也见诸张枣的笔端，它由面对异国经验的失语所带来，并昭示了诗人试图整理、突破的努力，因此与多多相似，也是一种基于“失语”的书写： 

几天来我注意到你的反常， 
嘴角流着乌云的滋味—— 
越是急于整理凌乱， 
东西就越倾向于破碎。 
　　——《希尔多夫村的忧郁》 

　　随着时间的推移，张枣慢慢掌握一套了曼德尔施塔姆所说的“离别的科学”，即，书写异国经验的方式，尽管创作量始终不是他的优势。但是“失语”的焦虑和内在诗学发生机制一直存在，仿佛困扰着他的幽灵。尤其是旅居德国后期，或许围绕着“去留之思”，“祖国”和“异国”的对峙在他的诗中显现得泾渭分明，比如写给臧棣的那首名诗的开头： 

这个时辰的背面，才是我的家， 
它在另一个城市里挂起了白旗。 
　　——《春秋来信》（1997） 

　　“这个时辰”所隐喻的异国经验和“我的家”所隐喻的祖国，被张枣制造成一种正相反对的关系，多多诗中的二元对立意识在张枣这里同样存在。异国经验在张枣这里仍然具有危险性和侵略性，它让诗人产生了强烈的挫败感: “它在另一个城市里挂起了白旗”。有趣的是，诗人面对异国经验挫败感的书写是裹挟着“我的家”（祖国）的。在这两行诗里，身在异国的诗人对“祖国”经验的实感性渴望清晰可见，言说的危机、“失语”的困扰正是由此而来，这两行诗作为整首诗的发生，仍然揭示了这首诗是基于“失语”的书写。在稍后的《祖母》中，“失语”性书写体现得更为明显，它仍然肇始于时差，在想象中勾勒出由“祖母”所隐喻的对“祖国”实感的渴望，并将她与身在异国的“我”对立性并置： 

她的清晨，我在西边正憋着午夜。 
她起床，叠好被子，去堤岸练仙鹤拳。 
　　——《祖母》 

　　张枣极其喜欢上海，因此他的诗中，如上海这样的现代化大都市构成了“祖国”的隐喻，正如“田野”之于多多一样。张枣在《大地之歌》中的肇始性动机也正是“建设大上海”。不管是田野还是城市，我们从多多与张枣的异国经验书写中可以看到某些共性：他们的书写都与“失语”带来的言说空间密切相关，这样的言说意识，实际上根源于他们对祖国与异国之间界限清晰的认知意识，在这样的意识里，“祖国”总是个脆弱的、容易丧失的存在，必须时刻保持对“祖国”实感的追忆和想象，写作才可能继续下去；相比之下，“异国”则是个可经验的庞然大物，它总是很危险，像一头凶猛的野兽，时刻具有吞没“祖国”的威胁。不管有意无意，这种坚固的二元对立暗示出他们在思想史意义上对“祖国”的认知意识，而他们的写作，有效、卓越的写作，也正是在这样的意识下进行的。 
  
三 

　　相比两位诗歌前辈面对异国经验时的巨大写作焦虑，茱萸在旅日期间诗歌中的异国经验则呈现出淡定的抒情姿态。尽管目前中日关系紧张，但“异国”在他的书写中并不是一头危险的野兽，虽然不论如何也是个他者，但并不敌对，更像是一个早已熟识的网友，只不过未曾谋面，但在网络时代早已相谈甚欢。因此，真实的异国经验，在茱萸的书写中更像是建立在许多了解之上的由想象到实感的升华，比如这首我异常喜爱的《城堡：犬山行》的结尾： 

透过镜头，站于檐角下的长廊， 
被快门捕获，完成迟到的练习： 
合影，就是再一次面向他者及 
此间山水，交付出无限的信任， 
异国之秋早已熟识、终得亲近的 
蜜橘、石蒜花和酒里之忍冬。 
　　——《城堡：犬山行》 

　　“早已熟识、终得亲近”正是对茱萸的异国经验书写的绝好概括，在这种淡定、亲切的抒情姿态下，“蜜橘”“石蒜花”“酒里之忍冬”三个物象展现出安详、美好的静物特征，自我与他者之间在“无限的信任”里相遇。我们可以看到，异国经验在茱萸这里，不再只是具有坚硬的侵略性实感的存在，诗人对异国的经验是带着前理解的，即，在赴日以前，诗人已经对它产生了经验，尽管这种经验仍是想象性的。这种想象性的前理解，就赋予了异国经验一层软性的质感，它为诗人实现了经验的减震，诗人对异国经验的书写因此总是可以淡定、安稳、亲切，就像日航客机在东京的平稳着陆一样。这种想象性确实为茱萸的异国经验书写带来了益处，这一点在另一首诗里也得到了证明： 

越来越近，我要去的京都 
包裹着想象的躯壳，我要去的 
这个地方年华静好、景色如初， 
正用距离稀释着旅人的归途。 
　　——《去京都》 

　　那么问题来了：茱萸在书写异国经验时，“祖国”在哪里呢？或者说他是否具有“祖国意识”？“祖国”如何呈现在他的诗中呢？ 
　　尽管从我个人角度而言，我极度讨厌诸如“诗人必须拥有祖国意识”之类既在道德上极具绑架意味又在智力上暴露了民粹主义缺陷的观点，但是我的阅读经验告诉我，茱萸的诗中有“祖国”，但并不是以泾渭分明的方式出现，这需要进行更为耐心的考量，其结果会导向某种意识上的开阔。 
　　在一首与美国桂冠诗人罗伯特·哈斯夫妇相关的诗中，有这样几行诗句，或可启发我们对茱萸“祖国”意识的认知，诗定稿于日本，写的却是上海： 

闹市九曲桥是一条盘卧水面的龙， 
力量则隐藏于那低垂的柳枝，你 
震惊于它们的漫长历史。实际上， 
作为城市，这里远比你的国家年轻。 
渐渐冷却的咖啡，喝到一半，我们 
寒暄，并不使用旧式的中国礼节。 
　　——《夏言：雨中街》 

　　联系到茱萸的异国经验书写，这里面会凸显出一个有趣的状况：在茱萸的这节诗里，似乎书写了对“祖国”的经验以后，“祖国”却反倒成了个缺席之物。这启发我们一个思考：是否有了对“祖国”的经验，“祖国”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一个安全的存在？“祖国”如何能够成为诗歌中一个有效的书写？在多多张枣那里，“祖国”是作为一种“失语”性危机而得到书写的，它必得在对立中有效，并暗通着相应的思想史意识。在茱萸这里，对“祖国”的认知或许暗通着一个别样的思想史意识，它不讲求对立，而是在一种更为开放自由，也更为运动多变的思路下展开，即：对国内的经验实感并不一定指向对“祖国”的有效诗学呈现，而对异国经验的无焦虑、非对立性书写也未必与“祖国”无关。在这个意义上，茱萸谈论其新诗集《炉端谐律》的文章中的一段话我非常赞赏： 
　　“去年旅居东京，我与高桥睦郎等几位诗人、批评家有过一次难忘的共饮。在一家名为“炉端”的酒馆，三层日本传统小楼的顶层，大家听着东京冬夜轻微地震中的雨声，以及高桥先生用方言唱出的山区谣曲和北原白秋之诗，酣然入醉。这是那首《炉端：酒后作》的背景和由来，它后来被我列入到了《九枝灯》的序列。因为当下经验与异国风情的参与，朝向古典的致敬甚至直接拥有了一副被不同光源所辉映的面容。而这种混杂性和在场感，则为我们寄居在语言中的存在，做了更加富有细节的背书，并勾连起了法国大诗人伊夫·博纳富瓦的教诲：“诗和爱情一样必须对那些存在的存在加以抉择。诗应该忠实于黑格尔曾经自豪地以语言的名誉忆及的此时此地，应该将来自于事物的词语创造成一种向自身回归的深蕴和反常。”（《九枝灯：古典的光照与神秘的虚无》） 
　　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到，茱萸所渴望的“祖国”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概念，而在思想史意义上，对“中国”的思考也往往与文化密切相关。如果不从文化角度打量，那么一些思想史上有趣的观点，比如余英时将宋代视作“后三代”的代表，朝鲜人金钟厚的“明朝以后无中国”等等，都无法得到有效谈论。葛兆光在《宅兹中国》里曾分析过“中国”这个概念的复杂性和移动性，由此而言：“让我们反省，一个身在‘中国’的学人，应当如何既恪守中国立场，又超越中国局限，在世界或亚洲的背景中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沿着这个思路，“祖国”与“异国”都变得更为相对和复杂了，或许加在“异国”头上的双引号在这个意义上才真正有效。那么作为一个“中国”的诗人，面对“异国”经验，茱萸又将在何处安放他的“祖国”呢？像他的两位诗歌前辈一样，在二元对立的失语性危机中？显然不是。作为回答这个问题的某种象征，我找到了一只火炉：一家名曰“炉端”的日本酒馆里，一只并不存在的火炉，但并不妨碍茱萸与日本友人们围坐一处，共睹炉火的混乱与璀璨，岛国微微震颤，言说却亲切淡定： 

烈焰以虚无锻打粗瓷，有雨水 
滴落在酒杯边沿。地震细微， 
良夜轻颤，瞬间点燃起酒馆中 
那只并不存在的、想象的火炉。 
　　——《炉端：酒后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