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1

新诗那种立足现实自觉结合传统与现代、横的借鉴与纵的继承的选择，大胆调解平衡先锋探索与读者接受、个人心音与时代意向等尝试，也积累了独特的艺术经验

观点2

文学创作百花齐放才是理想的常态。大可不必在代表两种美的规范的新诗和传统诗之间定出高下，即便真的做硬性比较，旧体诗在处理生活的表现力、表现当下的有效性和承载力等方面也难和新诗抗衡

观点3

对于如何评价新诗，至少像陆耀东那样，以“六分成就，四分遗憾”的拆分来评估才相对客观，才符合新诗历史发展的实际

观点4

新诗为协调诗与新诗、艺术与人生的关系做出了很好的探索，它既能够坚持诗歌内视点的艺术本质，又始终执着于芸芸众生和人间烟火，不断寻找接通诗歌通往现实、个人暗合群体的有效途径

观点5

新诗以诗歌个人化奇观与多元审美形态的无形打造，引渡出一批优秀诗人和形质双佳的文本，为后来者设下了丰富的艺术借鉴场

观点6

几乎在每个时期，新诗都有自己相对稳定的偶像时期、天才代表和经典的确立，这种创作上艺术原则、审美形态的多元并存，恰恰是诗坛活力和生气的基本来源，也利于诗坛理想生态的最终形成

1.百年新诗的问题和教训不少，但留给未来的启示却更多

100年来，新诗有许多难尽如人意的孱弱之处，也充满了种种隐忧。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要澄清，认定新诗一无是处乃是偏激而必须击破的迷信

中国新诗在百年生命历程中到底留下了哪些经验和教训，它和社会、读者之间又呈现着一种怎样的结构关系？为什么我们记忆深处的都是古典诗词，而对新诗却少有记忆？为什么新诗至今仍然没有完全摆脱欧化的痕迹？新诗语言为何远未抵达出神入化之境？为何大量作品是新而非美，表现散漫，滋味寡淡，而能经得住历史考验的经典之作却屈指可数？新诗为何缺少完善严谨、可操作性强的理论体系？今天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评估百年新诗？

“新诗那种立足现实自觉结合传统与现代、横的借鉴与纵的继承的选择，大胆调解平衡先锋探索与读者接受、个人心音与时代意向等尝试积累了独特的艺术经验。中国百年新诗的问题和教训不少，但留给未来的启示却更多”。谈到百年新诗，在著名评论家、南开大学教授罗振亚看来，100年来，新诗有许多难尽如人意的孱弱之处，也充满了种种隐忧。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要澄清，认定新诗一无是处乃是偏激而必须击破的迷信。

“文学创作不比拳击比赛，非得一方把一方打倒分出胜负，它允许多种审美风格存在，要大河奔腾，也要小溪潺潺，要狮吼虎啸，也要莺歌燕舞，百花齐放才是理想的常态。大可不必在代表两种美的规范的新诗和传统诗之间定出高下，即便真的做硬性比较，旧体诗在处理生活的表现力、表现当下的有效性和承载力等方面也难和新诗抗衡”。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结论，罗振亚的解释是，假若撇开古典诗歌的潜在参照系统，单就新诗自身来看，它的成就和贡献绝对是有目共睹、难以质疑的。且不说新诗左冲右突顽韧生长，仅仅用100年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方诗歌几百年才走完的历程，写作队伍不断壮大；也不说新诗在每一次文学运动中都冲在前面，社团、流派、群落如雨后春笋，后期作品问世的渠道、阵地日益多元，刊物、网络和微博遇合活力四溢；更不说新诗的产量呈几何倍数增长，如今每年发表的文本就相当于一部有5万首之多的《全唐诗》。仅仅是新诗内在的深层脉动和提供的新质，就足以证明其成就令人刮目，给后来者留下了无限的启迪。对于如何评价新诗，罗振亚认为，至少像陆耀东那样，以“六分成就，四分遗憾”的拆分来评估才相对客观，才符合新诗历史发展的实际。

2.诗人们心灵走过的道路，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历史、现实走过道路的折射

一首首貌似独立的文本存在彼此应和，拼贴集聚，在存储一份份鲜活、绚烂的诗人情思精神档案的同时，从另一个向度上共同完成了近百年中华民族心灵历史从形到质的恢复与重塑

罗振亚从三个方面为新诗的创造力、成就正名。

新诗为协调诗与新诗、艺术与人生的关系做出了很好的探索，它既能够坚持诗歌内视点的艺术本质，注意在心灵和人性的区域挖掘诗意，又始终执着于芸芸众生和人间烟火，不断寻找接通诗歌通往现实、个人暗合群体的有效途径，从而使诗人们心灵走过的道路，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历史、现实走过道路的折射，而一首首貌似独立的文本存在彼此应和，拼贴集聚，在存储一份份鲜活、绚烂的诗人情思精神档案的同时，从另一个向度上共同完成了近百年中华民族心灵历史从形到质的恢复与重塑。此其一。

从郭沫若《凤凰涅槃》中毁灭与创造精神的张扬，到闻一多《死水》对凄凉现实的抨击与控诉，从何其芳《预言》焦灼等待的失望、田间《假如我们不去打仗》振聋发聩的警醒，到穆旦《赞美》的民族精神褒扬、阿垅《孤岛》和正义力量联系的呼告，从贺敬之《回延安》对革命记忆的深情回望，到食指《相信未来》中青年对希望的守护，从舒婷《流水线》的一代人的怀疑与感伤，到伊沙《中国诗歌考察报告》、孙文波《散步》的诗歌现状忧患与社会病态反讽，以至于进入新世纪后郑小琼《表达》、江非《时间简史》等对底层生命和情感的具象描述……渐次显影的主体流脉、筋骨和形象表明新诗的诗情更多来自于现实土壤的艰难孕育和伦理承担，其深层文化意蕴是以家国为本的入世心理，那种屈原忧患之思统摄下的执着奋斗精神、忧国忧民意识和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决定了新诗一直走着“及物”的路线。

对此，哪怕是一些具有荒诞品格的作品，也常在滑稽外衣里蛰伏着一些严肃的内涵。罗振亚以第三代诗人李亚伟的《中文系》为例：“中文系也学外国文学／着重学鲍狄埃学高尔基，有晚上／厕所里奔出一神色慌张的讲师／大声喊：同学们／快撤，里面有现代派”，可笑过之后就会有一股忧郁爬上心头，它文化与自我的亵渎背后，分明是当代大学生玩世不恭、相对怀疑精神的写照和对高校保守教学方式、超稳定文化传统的变相嘲弄。

3.已堪称所有文学种类中最富有前卫性、实验性的一族

真正的诗人都能把诗歌视为自己神圣的精神家园，虔诚地以生命和心血去写作……并且，诗人们从来都崇尚艺术创新，致力于对诗歌自身本质和品性的经营，使新诗独立的艺术特征日臻完善

从最初胡适主张“作诗如作文”，努力用白话写作，到30多年日臻成熟为显辞的叙事技巧大面积铺开，百年新诗的艺术水准在整体上是不断攀升的，如今已堪称所有文学种类中最富有前卫性、实验性的一族。此其二。

罗振亚说，除却把写诗当作谋利挣钱、养家糊口工具的技艺型诗人之外，那些真正的诗人都能把诗歌视为自己神圣的精神家园，虔诚地以生命和心血去写作，生怕因一丝的马虎和草率损害文学的健康和尊严。并且，诗人们从来都崇尚艺术创新，致力于对诗歌自身本质和品性的经营，使新诗独立的艺术特征日臻完善。

比如，从早期郭沫若等自由诗的日神精神烧灼、新月诗派的三美提倡，到象征诗派突出音乐、绘画以及形式本身的效用，进行音画创造，再到现代诗派自觉结合中西古今的纯诗写作，九叶诗派的诗情智化与断句破行，林亨泰、白萩等为代表的台湾诗人的以图示诗，从归来诗人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回归与深化，到朦胧诗派对人和意象蒙太奇的张扬，第三代诗对语言及语感功能的推崇，再到70后诗歌身体符号的凸显，20世纪90年代写作的个人化话语塑形，新世纪诗歌中愈加老到的口语和叙事，新诗在它并不很长的历史进程中，输送了多种宝贵的艺术经验，每一次革新都引发了诗坛的蓬勃情境和活跃氛围。

4.为后来者设下了丰富的艺术借鉴场

新时期乃至20世纪90年代以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等诸种潮流众声喧哗，纯文学、主旋律、消费性作品几分天下，更迎来了新诗史上美学形态最绚丽、最丰富的艺术时代

新诗以诗歌个人化奇观与多元审美形态的无形打造，引渡出一批优秀诗人和形质双佳的文本，为后来者设下了丰富的艺术借鉴场。此其三。

罗振亚说，新诗在抗战至新时期很长一段时间内，主要是将现实主义作为主流加以标举的，不无单调之嫌，而在绝大多数时空内是主张多种风格和走向并存共荣的，新时期乃至20世纪90年代以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等诸种潮流众声喧哗，纯文学、主旋律、消费性作品几分天下，更迎来了新诗史上美学形态最绚丽、最丰富的艺术时代。现代诗派、九叶诗派和朦胧诗派的命运，早年醉心于纯粹形式的穆木天、王独清，后来倾心于现实观照，朵渔、沈浩波的写作从“下半身”向心脏的回归，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也正是现实主义精神、浪漫主义气质与现代主义技巧的综合机制，才构筑起了新诗诗坛“和平共处、异质同构”的良好生态格局，使新诗能够得以丰富多彩地健康生长。拥有了相对自由、宽松的生长机制的依托，诗人们自然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每个人都在追逐自己个性的“太阳”，如李金发的怪诞、戴望舒的凄婉、何其芳的缠绵、杜运燮的机智、余光中的典雅、纪弦的诙谐、舒婷的清柔、韩东的朴质、昌耀的悲凉深邃、海子的浪漫妩媚、于坚的客观平易、李亚伟的戏谑智慧、西川的沉静精致、王家新的内敛深沉、伊沙的机智浑然、翟永明的复调象征、王小妮的澄澈从容……魏紫姚黄，精彩纷呈。

百年新诗也留下了闻一多的《死水》、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戴望舒的《雨巷》、卞之琳的《断章》、艾青的《我爱这片土地》、穆旦的《赞美》、郑敏的《金黄的稻束》、洛夫的《边界望乡》、余光中的《乡愁》、曾卓的《悬崖边的树》、食指的《相信未来》、舒婷的《神女峰》、昌耀的《内陆高迥》、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于坚的《尚义街六号》、韩东的《有关大雁塔》、李亚伟的《中文系》、王家新的《帕斯捷尔纳克》、伊沙的《车过黄河》、翟永明的《女人》等一系列优卓的精神化石，其丰富的诗学和审美价值构成了一个难得的艺术启示场。而几乎在每个时期，新诗都有自己相对稳定的偶像时期、天才代表和经典的确立，罗振亚认为，这种创作上艺术原则、审美形态的多元并存，恰恰是诗坛活力和生气的基本来源，也利于诗坛理想生态的最终形成，它可以满足读者多元化的审美期待。

罗振亚（1963-），黑龙江讷河人，文学博士，南开大学穆旦新诗研究中心主任，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5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为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委员、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闻一多研究会副会长、天津市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等多家学会理事。出版有《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研究》《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论》《与先锋对话》《1990年代新潮诗研究》《中国三十年代现代派诗歌研究》《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史》《雪夜风灯》《中国新诗的文化与历史透视》《20世纪中国先锋诗潮》《问诗录》《胡适与胡门弟子》等著作；出版诗集《挥手浪漫》，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理论研究》等刊物发表文章近300篇，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全文转载；主持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课题多种。曾获天津市、黑龙江省优秀社科成果一等奖、青年一等奖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优秀成果奖、《星星诗刊》“年度诗评家奖”以及“扬子江诗学奖”等多种奖励。

（获作者授权发表于中国诗歌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