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是辨认一个民族之精神、思想和语言的指纹。——诗性汉语，诗意中国，这是认识中国文化的根本点。

一个民族的文化根性，来自这个民族最初的语言；他们是怎样“命名”这个世界的，这个世界便怎样“命名”了他们。

诗的存在，就是不断重返并再度重铸这最初的语言、命名性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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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是一个伟大的发明，也是一个伟大而粗糙的发明。新诗新了快一百年，是否还可以像现在这样“新”下去，确实是一个该想一想的问题。

新诗是移洋开新的产物，且一直张扬着不断革新的态势，至今没有一个基本稳定的诗美元素体系及竞写规则，变数太多而任运不拘。当年作为形容词的“新”（以区别于“旧体诗”），今天已成为动词的“新”，新个没完。

是以有关新诗的命名，也不断翻新，变来变去，以致边界迷失，中心空茫，标准无着，本质匮乏，唯观念欲望上的标新立异张扬浮躁——由清明的新，到混乱的新，由新之开启到新之阻滞，不得不百年回首，对“新”重新发问。

作为一次伟大的创生，不可否认，是新诗让中国现代、当代诗人找到了表现中国人自己的现代感的言说方式。作为敏锐、轻捷、灵动、有效的新文学品种，新诗已成为现代意识和现代审美情趣在现代中国传播与高扬的主要通道。一切有关现代文学与艺术的先锋性命题，无不率先以诗为载体而折射，并作超越性的实验和导引。这一先锋意识，已成为中国新诗发展中熠熠闪光的深度链条。但这种言说要成为一门成熟而精到的艺术，恐怕还得走很长一段路——太多的仿写与复制，以及工具化、庸俗化的背离，使新诗作为一门艺术的发展，始终失于自律与自足，难得有美学层面的成熟至臻。

关键在于，如何走出“他者”的投影，重新认领“自我”的根性，从而不再重复见到作品却品味不到诗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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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是一个新的起始。是现代汉语造就了现代中国人，我们只能用它来言说我们的“现代”，舍此暂时无路可去。

问题是，这个“新的起始”是以断裂与革命的方式得来，而非以修正与改良的方式衍生，其立足处，是否就根基不稳？

新诗之“新”，比之古典诗歌的“旧”，看起来是外在形式的区分，实际上是两种不同诗歌精神或者说两种“诗歌灵魂”的分道扬镳。

尽管，当年胡适先生确实是经由诗的语言形式方面为新诗的创生打开的突破口，但毋庸讳言，包括新诗在内的所有新文学的发生，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借道而行”的产物，本意并不在美学意义上的语言、形式之“道”的探求与完善，而在借新的“思想灵魂”的诗化、文学化之“宣传”，来落实“思想启蒙”与“新民救国”之“行”的。

推动新诗发生与发展的内在心理机制之根本，是重在“思想灵魂”而非“艺术形式”，由此渐次形成的新诗接受与欣赏习惯，也多以能从中获取所谓“时代精神”的回应为标的。这也便是新诗百年，总是以内容的价值及其社会影响力作为主要价值取向，来界定诗歌是否优秀与重要的根本原因。

而新诗的灵魂也确实因此得以迅速成熟和持续高扬，乃至常常要“灵魂出窍”，顾不得那个“肉身”的“居无定所”了。

先是“启蒙”，“新民”，等等，继而要与“国际”接轨，要与“网络时代”相协调等等，转来倒去，总有一个预设的“角色”与“姿态”在那里守候，总有一种“历史位格”与“主流方向”等非诗学的外部引力在那里牵扯，因而一路走来，多是以“道”求“势”，“势”成则“道”亡，循环往复，唯势昌焉。

受此影响，百年来每一时代之新诗发展，总是随潮流而动，导致诗人主体“自性”的模糊不清和诗歌艺术“自性”的飘忽不定，有心无斋，遂成时代的投影、时风的复制、时尚的附庸，乃至连“多元”也成了一个价值失范的借口。

沿以为习，大家都在“势”的层面踊跃而行，疏于“道”的层面潜沉修远，也便每每顾此失彼，或将“后浪推前浪”变成“后浪埋前浪”的“格式化”程序，唯“创新”为是，唯“先锋”为大，难得“传承有序”及“自得而适”了。

3

在“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现代汉语语境下谈“创新”，总体而言，是否基本上都只能是一种模仿性创新或创新性模仿？

这样的大哉问，于现代汉语诗歌也不例外。

新诗及与其开启的新文学，自发轫之时便被“借道而行”所累，加之百年来新诗诗人所面临的现实问题确实太过纷繁与沉重，故唯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为首要取向，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但诗的存在，毕竟还有非现实性的一面。古人谈论诗书画之雅俗问题，常常将过于切近现实之作归之为“俗”，即在强调艺术的审美功能和超现实性。百年新诗，观念胜于诗质；每重直言取道，疏于曲意洗心，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大问题。

新诗移洋开新，本意在思想启蒙。前期多求时代之“真理”，当代多求日常之“真切”，唯以“情生文”为要，一直疏于对诗体之“文”、诗语之“雅”的商量培养。

要说真，人世间莫过于一个“死”字，人人明白的真，却依然人人都“伪”美着活下去——可见“真”不如“美”，虽是哄人的东西，却是实实在在陪着人“伪”活一世的东西。唯诗、唯艺术，万古不灭。

新诗的灵魂（诗心、诗性）已渐趋成熟，新诗的肉身（诗形、诗体）还处于生长发育阶段，远未成熟。

因此，就前者而言，可以说新诗已形成了自己的一些传统，自由、灵活、宽广，于求真求新之探索中不断发展的诗歌精神的传统。但就后者而言，新诗还无法证明自己有何可作为其标准与典律性的传统，而这，正是当下和未来的诗人们必须面对的历史使命。

4

新诗的诗性，从一开始就完全不同于古典诗歌。

时至今日，诗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我们存在的家，“诗歌是语言的如何说的历史，而不是说什么的历史”（于坚语），几乎已成为一种常识为人们所普遍认同。但落实于具体的诗歌写作，在年少的新诗这里，却总是以“说什么的历史”带动或改变着“如何说的历史”，“灵魂”扯着“肉身”走，变动不居而无所不往。

这里的关键在于，百年新诗所处历史语境，实在是太多风云变化，是任何一个历史上的百年都无法比的，以至回首看去，百年新诗历程更像是一次“急行军”而难得沉着，更遑论“道成肉身”式的自我完善。

一百年间，新诗在社会价值、思想价值、生命价值及新的美学价值等方面，都不乏特殊而重要的贡献，唯独在“语言价值”方面乏善可陈。

换句话说，新诗百年的主要功用，在于经由现代意识的诗性（其实大多仅具“诗形”）传播，为现代中国人的思想解放和精神解放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但真正的再生，还得要回到语言的层面作更深入的探求。

新诗以胡适“诗体的大解放”为发端，且以“白话”继而以“现代汉语”为“基底”，以“启蒙”继而以“时代”之宣传布道为“激点”，“作诗如作文”，“作诗如说话”，只重“情生文”，无视“文生文”，一路走来，直至当代诗歌之“口语”与“叙事”的滥觞、“散文化”及“跨文体”的昌行，除了无限自由的分行，再无其他诗体属性可言。

故，新诗百年，虽有创世之功、造山之业，但具体到阅读，总是有诗多而好诗少的遗憾，读来有意思（意义、思想之意思）没味道，或者说是没了汉语诗质的味道，这大概是大家公认的一个问题。

实际的情况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关历史的反思、思想的痛苦、真理的求索、现实的关切、良知的呼唤等等，在新诗的发展历程中并不缺乏，且一直是其精魂所在，甚至可以说无所不在，但何以在国民的教化与人文修养方面收效甚微，乃至即或有问题，也反而常常要去古典诗歌中找答案、找慰藉呢？

读古诗文，仅从语式语态而言，多是商量培养的感觉。新诗大体是“时点（时代）记录”，读古典诗歌，到常常见得所谓“时空穿越”。

古诗中有千古，方能传千古，“与尔同销万古愁”；新诗多以活在当下，故总难免随时过境迁而失效、失忆、失传。

新诗之大弊，在“道”有余而“味”不足——“味”淡了，那“道”之质，也就日渐淡薄不存了。

常听诗歌爱好者说新诗有意思没味道，其根本原因，概源于此。

作者系西安财经学院文学院教授，评论家